使秦始皇负千古暴君恶名的是儒家，儒家又恰是汉代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性的学派，儒门子弟几乎是全体知识分子的代称；而儒家在秦始皇统治下最为倒霉。讲秦始皇的暴政，首举的是焚书坑儒。焚书，焚的是儒家经籍；坑儒，坑的是六国儒生。这口气憋了几千年，使成了知识分子主流的儒家永远记恨，咒骂秦始皇是千古第一暴君就势所必至了。

　　自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起，历代论秦史咏秦史的诗文，总是坏话多好话少。大抵愈是正统亦即愈是迂腐的儒生，对秦始皇的谴责便愈发苛厉。刚才看到一条河北正在修缮长城的消息，就顺便来谈历来关于秦始皇修长城一事吧，便有不少颇背公允的评价。最普通的是发些“在德不在险”一类的空论，讥斥秦始皇造长城之徒劳，而不顾当时抵御匈奴入侵的实际战争需要。须知在古代冷兵器对垒的战争条件下，城崭防御是管用的，对付惯用骑兵驰的胡人入寇尤其有效。中土主要战力是步兵。如无城垣设防便不得了。这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可是为了要苛责秦始皇，常识也顾不得了。古代通信落后，不像今天一个电话或发个手机短信就可联系，城堞上举烽火示警或发号令也是当时条件下的必需，除非你不要保境安民，听任人民生命财产遭外敌损害。否则，筑长城何罪之有？

　　长城还有另一种良性效应恐怕不大为人所注意，这是我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遣发到宁夏时亲历目见的。在甘肃、宁夏一带边塞，长城已经塌圮，留下了一段一段的断垣。十分显眼的是，凡有城墙存在之处，墙内畦町成行的绿色可耕地，墙外则是荒砂乱石，寸草不生。可证这是不起眼的城墙挡住了塞外的风沙，给居民造成了生息养殖的环境，原来这长城对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功劳。

　　咏秦史的诗涉及长城者很多，有一联句意颇“光新”的诗常在我脑中闪过，那是我少年时读袁枚《随园诗话》留下的记忆。诗为袁枚同时人所作，诗人的名字忘了，袁枚是欣赏诗句的誓跋而录入诗话的。那两句是：“项刘生长长城里，枉用民膏筑万里。”乍一读，这两句确很俏皮：您陛下是为了保卫秦王朝的万世基业修筑长城的，可是灭您江山的项羽、刘邦却偏是长城内生长的人，陛下您白费劲了！（袁枚录在《随园诗话》里的，我还记得另一联，调门和提到长城的一联相同：“诗书何苦遭焚劫，刘项都非识字人。”）但仔细一推敲，却是没话找话的东拉西扯，或四文不对题。造长城是为了御外侮，原意就不是对付境内的造反。造长城和防内患是根本不搭界的两码事，一个政权垮台，原因多多，该垮的不造长城也要垮，唐亡宋灭，这两朝何曾造过长城来？

　　再一深探，则人们之所以忽然要议论起某件史事来，大抵是由于现实的刺激，选择的历史人物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召唤亡灵”，是为现实的需要找对象。袁枚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慑于和愤慨于雍乾两个暴君的虐政，特别是频兴的糟践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于是选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来指桑骂槐地作曲折发泄的对象。诗人们这样干或许是自觉的，也或许是并不自觉。这事有点微妙，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谈历史总是为现实刺激而发，鲁迅《准风月谈》中有《华德焚书异同论》一篇，也因纳粹头子希特勒的焚书而议及秦始皇的焚书。鲁迅对秦始皇颇有恕辞，说秦始皇的焚书是有选择的，不像希魔似地毁灭一切非德意志文化。并以秦始皇之收罗“客卿”证明其不排斥外来思想。说较之秦始皇，希特勒则车同轨、书同文这类大事业一点也做不到，现今的独裁暴君更残暴可恶得多。

　　鲁迅对秦始皇的态度，据王元化的研究，是受了乃师章太炎的影响，《华德焚书异同论》亦举的鲁迅右秦之证。其实鲁迅此文，主旨在于指斥希特勒之更为恶劣，为秦始皇所作的辩护，也是据事实作比较的持平之论，并未对秦始皇作过分的称赞。真正颂扬秦始皇的是毛泽东。也有诗为证，评郭沫若的那首七律“劝君莫骂秦始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后来搞出了个“评法批儒”，可说是对秦始皇的最彻底的肯定了。

　　秦始皇这个“亡灵”，两千多年来被“召唤”来“召唤”去，可真热闹。是是非非，公说婆说都有理。不料一不小心，我也掺和进去，写了两首。其实是多事，正如聂绀驽诗所说：

　　天下是非谁管得，被皆主人咱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