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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学术观点最为人诟病处在其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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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史分期的研究多少还带有一些学术意味的话，那么郭沫若对于某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反覆，可以说是完全与现实*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的。这一点，从他对秦始皇评价的几次改变中表现得很明显。

郭沫若无疑是否定秦始皇的。他作于２０年代的散文《大地的号》，长诗《我想起了陈胜、吴广》，都以秦始皇来比喻现实中暴虐的统治者；在小说《秦始皇将死》中，作者更是借焚书坑儒来影射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他这一观点在１９２８年底脱稿的《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一文中有所改变。因为当时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以西周、东周交替作为奴隶制，封建制转换的分界线。这样一来，秦始皇便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依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在历史上应起进步作用。于是在此文中，郭沫若肯定“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他把天下统一了。”

到了４０年代，郭沫若的观点又改变了。其缘由除了此时的郭沫若倾向将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改定在秦汉之际，于是秦始皇一下子由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变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头子，必须大张鞑伐之外，现实*的动因无疑是最主要的。作为中国*党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郭沫若需要借“骂”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这一点从《筑》等剧本中作者对秦始皇的批判可见一斑。

如果说剧本作为文艺作品，不免带有艺术的夸张，尚不足以完全反映作者观点的话，那么在《十批判书》这本堪称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郭沫若对于秦始皇有着更为严厉的批判。“十批”中最先写成的“第一批”——《吕不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