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同样的坚如磐石的建筑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的体现，个人被认为比集体更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于自己；中国社会正与此相反。

    接待马戛尔尼的中国人对这种特殊的持久性与使之持久的原则深信不疑。他们知道帝国的稳定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遵守及让人遵守已经确定的规则。他们有着世界上（他们的世界上）的一切理由不听这个“大鼻子”来向他们讲故事。乾隆与他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制度感到骄傲，而且也真有值得骄傲的理由。他们很珍视这一杰作：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多少世纪以来战胜了众多的历史环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永久地存在了下来。

    1949年革命所废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里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定义是：个人地位主要是与生俱来而不是获得的，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对世袭贵族的依赖关系起着主要作用。在中国，世袭贵族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被废除了。

    一个完全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由可以替换的、领取薪金、大笔一挥就可解职，并从唐朝以来就通过不公开姓名的考试录取的文官以客观的方式、根据每人都要遵循的规则来治理。按照统一的模式组织起来的行政区域代替了根据封建领主弄刀舞枪的本事而划分的面积大小不一的封地。皇帝任命所有的公职人员。他用一套奖惩办法牢牢地控制了束缚全国的网络。他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这一体制在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并传播到如朝鲜或越南等国家。它甚至成为西方（如路易十五时的法国）设立考试和会考的榜样。它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把比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更为广阔的一个空间紧密地组织起来了：国防线、道路、驿站、星罗棋布的指挥网络。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粮食、谷物税、公家囤积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中国早就确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模式，欧洲国家只是到最近才达到这一水平。

从秦始皇以来，法律、钱币、赋税、度量衡，甚至车轮间的距离都是统一的。必须使用统一的文字，甚至在四周的君主国家——朝鲜、日本、越南——都是如此。中国文化就这样威力无比、持续不断地在20多个世纪里传播开去。一种文化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发扬光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两种优越感的撞击

    这种结构有它致命的弱点：它出现时正好西方发现在自己社会里（首先在英国社会里）出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强盛苗头。它的发展十分缓慢，经过了若干世纪；但突然之间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善的中央集权模式从一开始构思时就已经十全十美，在2000年里几乎持久不变，但这时突然遇到了新生而活跃，虽不完美但已卓有成效的社会自由的模式。

    然而，把“发达”国家与不好意思地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分开的鸿沟是在一个同人类生存的时间相比相当短暂的时期里形成的。西方的航海者入侵时，南美或赤道非洲的最原始的部落只达到欧洲居民在公元前2000年时的水平；中国人则已达到路易十四时法国的水平。这些差距很容易用地理或历史环境来解释：环境促进了居民的发展，放慢了其他一些人的发展速度；导致了一些人的闭关自守，引起了另一些人的种族混合。35个世纪同350万年相比，只有人类存在的千分之一的时间。没有任何理由能为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优越感辩解。

    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相反，他们却发现了自己强大的动力。

马戛尔尼及他的伙伴在激起以后200年里传遍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使他们的报告引起轰动，他们支持了欧洲人优越的信条。这一信条使吞并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无数领土合法化了。儒尔·费里和第三共和国用的也是同一种语言。他们将把“文明”带给“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