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华 (口述⑴)
在我青年时代,有幸多次会见过孙中山先生,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在他有力的支持下,我负责带队,首次把游行队伍冲进租界,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以及以后几次到孙先生寓所,面聆教诲的往事,始终留在我晚年的深刻记忆之中。
我最初见到孙中山先生是1916年8月20日在故乡绍兴。当时,卖国袁世凯垮台死去才两个半月,孙中山先生应浙江督军吕公望之邀,先到杭州,三日后,于8月19日下午5时左右,到达绍兴。次日上午,绍兴各界召开欢迎会于布业会馆觉民舞台,孙中山先生登台发表了演说。我当时已在母校复旦附中毕业,放暑假,回到绍兴塔子桥老家。听说孙中山先生到了绍兴,也主动前去布业会馆聆听他的讲演。
五四运动那年,我已23岁,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三年级。我学名朱承洵,担任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等职务。
五四前夕,我们同学从报上获悉,巴黎和会正在召开,巴黎和约即将签订,到底订的什么条款还不清楚。而当时日本觊觎山东正在向北京政府递送秋波,扬言要贷款4亿日元给中国,以全国田赋作抵押。为此,邵力子先生曾在5月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麻木不仁之国民》的时评,文中说:
“日本对于山东问题之主张,是否果为东亚和平之福,今姑勿论。但观其集合各派鞭挞政府之气势,固非我麻木不仁之国民所能及矣!”
“国内议会若存若亡,欧和专使相猜相忌,而国民袖手旁观,迄无起而严重监督之者。国法凌夷,外交失败,其咎皆在国民之自身矣。痛哉!”
这篇时评,很有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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