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中国似乎很平静，而人们对他的悼念却是发自于心。大家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账、一杆秤。
　　　　
　　“65329999”。
　　1997年2月19日晚11时许，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马珍的传呼机显示出这串数字。这是让马珍心跳加速的数字。它蕴藏着一个秘密。
　　对新闻记者来说，这个传呼极端重要，其含义是“邓小平去世”，只有发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马珍两人知道。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另一串数字出现在传呼机上———来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义依然是“邓小平逝世”。
　　“只有我们知道打传呼的人是谁，他们彼此也不认识。”马珍的同事林洸耀说，他立即回电话核实消息。
　　与此同时，马珍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位高级别官员，说话简单而含蓄：“别睡觉了，今晚要出大事。”
　　从三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证了一个当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最后时刻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
　　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