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世人对陈炯明有所印象，多半来自1922年6月16日发生在广州的以驱逐孙文为目的的兵变（姑且称之为六一六事件），却不知陈炯明在与孙中山决裂之前，自有其一段复杂的人生。

   陈炯明1878年出生于广东海丰望族，1899年中秀才，1904年入海丰速成师范学堂学习，1906年又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9月，陈炯明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表现活跃，尤其积极主张禁绝-，声誉鹊起；同年，陈加入同盟会，并以咨议局议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参与反清革命。1911年4月27日，陈炯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担任四路进攻其中一路的指挥，由于准备不足未能按计划响应，起义失败，陈避往香港。武昌起义后，陈炯明与邓铿率东江地区民军占领惠州，响应起义，并于11月进入广州。1911年11月18日，陈炯明被举为广东副都督，时都督为胡汉民；12月，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广东都督遂由陈炯明代理。在代理粤督期间，陈炯明致力于稳定粤局、遣散民军，功效颇著。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时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不久即失败，流亡海外。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谋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党魁命令，并有立誓约、打指模等仪式。由于不同意孙中山制定的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黄兴等人拒绝加入；陈炯明与李烈钧在南洋组织水利促进社，另立旗帜。革命阵营遂形分裂。1916年，护国军兴，陈炯明在广东境内以广东大都督名义起兵讨袁；袁世凯暴死，中华革命党之革命目的已达，在废除了打指模等等规定之后，党人重新团结起来。陈炯明在将军队交广东省长朱庆澜改编为警卫军后赴京谒黎元洪，得“定威将军”称号，加上将衔。1917年，陈炯明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广东省长亲军司令。孙中山开军政府于广州，但屡受西南军阀排挤，遂多方交涉，将省长亲军二十营改编为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出任总司令，进军闽南；这是革命派首次掌握独立的武装力量，中山对此寄以厚望，倾全党人力物力支持之，希图在华南打开局面。陈炯明不负众望，连战皆捷，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驻漳期间，政绩显著，粤军亦发展壮大。1920年8月，陈炯明率粤军自闽回粤助中山二次护法，将桂系逐出广东，被任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又于1921年6月出兵广西，统一两广，建立南方根据地。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组织南方革命政府，以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由于孙中山与陈炯明-路线不合，兼以其它因素的影响，导致六一六事件，孙中山被粤军驱逐出广东。

    陈炯明在其-生涯的顶点不惜与孙中山公开决裂，足见其-理想之坚定。但他也因此遭到广泛的谴责，在孙中山与苏俄和中共合作之后，陈炯明及其部队之境遇更形孤立，终于在1925年国共合作领导的军队发起的两次“东征”中被击溃，陈避居香港。若以孙、陈决裂作为陈炯明一生的分水岭的话，陈在后半生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复为左右广东局势举足轻重之人物。然陈炯明素与广东商民关系密切，因此颇受海外商人华侨拥护，在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陈以党魁身份，对致公党之发展多所策划。1927年冬，陈炯明撰《中国统一刍议》，详述素所坚持之联省自治理念，翌年付梓，章炳麟为之序。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于香港，身后挽联2000余幅。

    陈炯明既是前清的秀才，又是广东法政学堂的“最优等毕业生”[1]，兼受东西方的文化熏陶；既是《海丰自治报》的创办者兼主笔[2]，又是征战多年的粤军将领，有着投笔从戎的人生略历；既做过晚清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又曾多次担任民国时期广东最高行政长官，素孚人望的同时又有丰富的施政经验。因此陈炯明的思想也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概括的。目前可以知道的是，无政府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3]。五四运动时期，正在漳州的陈炯明多次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并在与人言谈中流露出社会主义倾向。苏俄方面在1920年派代表赴漳与陈接触，翌年3月15日的苏俄《外交部公报》编者按语中称陈炯明为“一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军人之一，坚定的-主义者”[4]。而1920年5月1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则载文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5]。粤军返粤驱逐桂系以后，陈炯明写成《建设方略》，转而支持联省自治，主张建立美国式的联邦国家。并且提出广东宜休养生息，反对立即北伐；采取“省门罗主义”的态度，积极在广东各县实践县自治，欲先努力将广东建成一模范省。他对联省自治路线的坚持最终导致了他与孙中山的分道扬镳（虽然还有许多其它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无疑-路线的分歧是最重要的）。除此以外，陈炯明反对以出让中国权益为条件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与陈炯明合作，陈即要求日方先归还东三省，否则不予考虑[6]。

    陈炯明逝世后，海内外致祭者纷然不绝，一时盛况。他的部下陈友云的挽联道：

    禁了-，禁了鸦片烟，一生冒万难而不辞，敢作敢为，却算得是个英雄本领；
    做过都督，做过总司令，到死连半文也没有，真廉真洁，怎能容在这贪劣人间！[7]

    此联恰好点出了陈炯明一生行状最值得称赞处：禁-禁烟，廉洁自持。-是清朝时期的遗留问题，清政府以-税为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以致广东-祸遍地，民生凋敝。陈炯明自担任咨议局议员起，就以禁绝广东-为己任，多次提出禁-议案；民国时期出任广东都督和广东省长期间，虽然财政拮据，仍然放弃大宗-饷收入，以雷霆手段厉行禁-禁烟，使广东局面为之一新，陈炯明也赢得了广泛的声望。陈家军退据粤东军费万般困难部下恳请重开-禁之时，陈炯明依旧坚持原则，严禁-，这一点即便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也难以做到。

    陈炯明曾被长期斥为反动军阀，但是他身上却罕有当时军阀的生活作风。康白石的《陈炯明传》里这样写道：

    陈娶妻黄氏，年四十已育四女，尚无子嗣。亲友相劝，但陈拒不纳妾。陈刻有图章两枚，分镌“不二色”及“不蓄私财”两句。
    陈氏因不置产，又无私蓄，晚年困居香港。……但每日仍以读书作文自娱。实为“案有经世稿，家无宿日粮”之写照。
    陈氏因贫无以供早餐，则在街边挑担者以数枚铜钱买糖瓜串果腹，时值肠热菌流行，致一病不起。……
    临终家人问以家事，陈氏作半苦笑状，对其长女言：“吾家事无可语！”人再问以国事，则连呼“共和”而终，时为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其享年五十六岁。
    时陈氏居香港毓秀街廿七号，其处局狭萧条，且无棺成殓，亦不得已乃借用其母杨太夫人之棺，子卒贫而用其母空棺成殓，亦世间惨事也。[8]

   曾经叱咤一时的粤军总司令，死时堪称凄凉，而他不蓄私财之品格，实在是常人所不及的。

   笔者欲以以上文字指出，历史人物陈炯明，是多面的形象，后人对他的解读，不应再受以往“正统”史观的束缚。

   陈炯明生前与死后，在当时人与后来人对他的评价上，所受到的待遇，是其成为独特人物的第二个方面。

   前面已经提到，陈炯明被现代人所知晓，大半是因为他的反孙，给人以破坏革命的反动军阀形象。其实陈在反孙之前长期是革命阵营的一员，多有功绩，只是后来人受了国民党的-宣传而过多地着眼于1922年6月16日的兵变；陈在兵变之前为民国建设作出的贡献被忽略而在后人的记忆中逐渐淡化。如此之陈炯明不是一个完整的陈炯明。

    若以六一六事件为分水岭，则陈炯明前后所得到的当时人评价可谓天壤之别。六一六事件之前，陈炯明从民初的革命功臣到参与护法被孙中山倚为干城，所受赞誉极多。孙中山本人也在1920年10月29日致蒋介石函中说：“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9]1921年4月23日孙中山对粤军士兵演讲时又说：“陈总司令这次带兵回粤，绝对不是为己的，是为国的。”[10] 当然，这些很有可能是孙中山在借重陈炯明时说的一些场面话。因为孙在1915年11月23日复叶独醒的信中也曾说：“陈竞存于本党所为，多所抨击，此人阴诈，难与共事，所谓通融者，直诳语耳。”[11]信中“本党”即中华革命党，当时正是陈炯明因不满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而离开孙中山之时。

粤变之后，陈炯明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形象发生逆转，孙中山的各种文告、宣言、函电等等中，大多称陈为“陈逆”。1922年8月15日孙文在上海的宣言中则谓：“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割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12]与此同时，孙中山的追随者们开始持久地对陈炯明口诛笔伐，汇成一股洪流。

    然而前文已经述及，就陈炯明之思想阅历行事作风是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普通军阀的。因此当时就不乏为陈炯明鸣不平与辩护者，一部分是陈周围的支持者和部下，一部分是长期与孙文、陈炯明共事并且见解与孙文不尽相同者，另一部分是与陈一样的联省自治支持者。可以说对于陈炯明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虽然不同的声音有些微弱，但是后世之人不应当不加以注意。
    胡适属于较早公开就此问题提出异议的人，他作为一个旁观者，1922年7月23日，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这一周》说： 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国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13]

   与胡适同时代，为陈炯明说话的著名人士还有一个章太炎。章氏是大学问家，还是革命的元勋，在很多政见上与孙文有分歧，也是与孙文分分合合许多次，早就有攻击孙文的历史。他为陈炯明的辩护集中体现在《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中，在铭文末尾章氏写道：“君自覆两假政府，有骁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独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蔑，故平议其而为之铭。”[14]

关于对陈炯明的评价问题，历来存在不同意见，笔者试将之分为三类：

   第一类，国民党的官方史学出于-需要，在论及孙陈关系之时将陈炯明塑造成叛党叛国大奸大恶之人，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极力贬低陈炯明。体现这一类观点的有蒋介石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1922年10月）和李睡仙、鲁直之、谢盛之合编的《陈炯明叛国史》（1922年11月）。前者是蒋介石为标榜自己与孙中山“共患难”的历史而作，以陈炯明来反衬自己之忠于孙中山，语多主观臆断。至于《陈炯明叛国史》，“出版于陈炯明叛孙后几个月，看来是为了配合讨伐陈炯明而作。该书将各种资料集中加以编写，本应具有原始资料价值，但因作者是站在声讨陈炯明的立场，以致控告、夸张、张冠李戴之处甚多，使该书降低到几乎不具备史料价值的程度。”[15]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将此书引为研究陈炯明不可多得的资料。有学者指出，对陈炯明的评价，存在“束缚人们思想的两条无形法规”：

     第一、长期以来，陈炯明只能作为一个反动透顶的人物出现于史册。即使他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事也多数是轻描淡写，甚至有意无意地抹去，似乎只有这样才符合陈炯明是反动派、是叛徒这一结论。
第二、有关评价陈炯明的论著，几乎都是以陈炯明“叛孙”以后的国共两党主要是国民党的记述为依据。而对陈炯明叛变以前的记述，或者叛变以后的其他的记述，则极少使用，从而导致许多论著无法得出一个全面的评价。[16]

    第二类有着与前面全然不同的观点，扬陈而抑孙。较早的如陈演生的《陈竞存先生年谱》（约1945年），虽然保留了一些原始资料，但对陈炯明颇多溢美之辞，某些记载也有失实之处。此后有美国的康白石著《陈炯明传》（1977年），叙述了许多当时尚不为人重视的历史，主张客观对待陈炯明，反对历史的书写成为一党一派的宣传工具。继之台湾的李敖，写有《孙中山蒋介石逼反老同志》、《孙中山不准再打炮》[17]（1987年）和《钦佩陈定炎先生》[18]（1989年）等文章，其中涉及对陈炯明的评价，称陈 “临死不失英雄好汉的气概。国民党对他，能夺帅而不能夺志，一点也没有法子”[19]，而孙中山“要把陈炯明利用完毕免死狗烹，这样子的无情无义”[20]。近来致力于为陈炯明翻案并频频出版力作的是现居美国的陈炯明之子陈定炎。陈定炎原为哈佛大学机械工程学博士，长期从事核潜艇研究，工作之余致力于搜集有关陈炯明资料，1986年提前退休转而从事历史研究，以极大的毅力为其父翻案，重构历史。陈定炎1989年写就呕心沥血之作《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在李敖的帮助下于1995年出版；1997年，陈定炎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的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在香港出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陈定炎搜集了大量1920年代中英文报纸资料和英美国家档案中当年驻广州外交人员对时事的观察记录，就许多具体史实向正统史学发起有力挑战。他表示，自己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给父亲翻案，还在于“还‘联省自治’以本来面目”：“凡是与孙中山不同的观点就被视为异己，这是不公平的。联省自治不是要分裂中国，而是用另一种手段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与现在的联邦或联邦制实现两岸统一有相似之处。我父亲代表了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21]虽然也有人对陈定炎的研究持否定态度，但是他拓展了对陈炯明的认识，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研究角度，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第三类是比较持中的观点，主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这一派以段云章为代表。段云章教授是陈锡祺先生的高足，长期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研究方面有三部代表作：与倪俊明、陈敏合著的《陈炯明的一生》（1989年）；与倪俊明合作编著的《陈炯明集》（1998年）；与沈晓敏合作编著的《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2003年）。段云章以其严谨的史学态度和值得称赞的史料考订功夫，博得了学界的赞赏。他认为，评判孙、陈关系，“正确的标准应是视二者是否适乎世界潮流，体现时代发展方向，合乎人群需要，推动社会前进。”[22]近年来随着大陆学术氛围的日益宽松，对陈炯明的研究开始升温，许多学者为了尽可能地还历史本来面目，撰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笔者认为多年以来，有关孙中山的研究学人辈出，研究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学术著作汗牛充栋，惜乎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研究这一块仍然有待开垦。古训云“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如果能借陈炯明研究的发展，在减少学术对-的依附性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意义是重大的。固然现有的资料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孙、陈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历史疑案，但相信随着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的纷纷加入，较大进展的取得已经为时不远了。

以上文字，拉杂地谈了一些陈炯明研究的情况，似乎可以作为本文的绪论，给读者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陈述笔者对孙、陈公案的拙见时，拟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其一，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与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部分拟从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外来思潮的影响出发，结合陈炯明的思想历程，浅析19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

其二，陈炯明与孙中山冲突的历史渊源和具体表现以及最终绝裂的原因。这一部分结合孙、陈二人的革命经历和交往历史，试图罗列一些导致两人分裂的因素，并兼及对几桩历史疑案的讨论。

其三，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着重探讨苏俄、-国际对中国问题的介入和孙中山-路线的改变，笔者认为这是影响上世纪远东局势与世界格局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