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着在华语世界的-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头上插着“联省自治”倡导者的标签，他可以被看成是在中国倡导并力行现代联邦主义的先驱。如今主张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人，大多数都看到，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的中国，其宪政民主不大可能在中央集权条件下实现，因此，异日同声地为陈炯明喝彩。在他成为红脸登场时，孙中山自然面如纸色。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似乎大快人心，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没有多大长进，仍然是非白即黑：原来错了的对了，原来对了的必定错。 　

   　现在彼描绘的孙、陈之争的核心，是在中国实行联省自治，还是通过北伐建立中央集权制。既然国共两党建立的两种中央集权制都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似乎正义应当在陈炯明一边。我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里涉及到-理想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即使我们假定，陈炯明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联省自治方案中没有他想割据粤港并固守自己势力范围的私利考虑，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现代联邦体制，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以前文谈到，在主权在君的情况下，军队问题始终是中国解决不好的一个问题。“地方养军队，军队就容易成为中央的敌人，中国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祸起源于此；中央养军队，军队就容易成为人民的敌人，历代人民造反，剪除暴政，改朝换代，根源在此。

     “在孙、陈发生冲突的时期，中国的主权既不在君，也不在民，而是在军。主权在军，自然就是军阀-。对军阀-，我们也不能搞脸谱化认知，把军阀与恶棍划等号。军阀有儒雅者如吴佩孚，有卓识者如陈炯明，韩国的军政府首脑还主动还政于民，实行了从军政向宪政的过渡。但是在中国20年代，并非每个军阀都有陈炯明的胸怀和见识，不排除若干军阀借联省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更何况，还有内外蒙、东西藏,新疆等清朝行省，并非愿意加入联省自治，而在积极准备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联省自治，不能指望会建立起象美国那样强有力的联邦中央政府，因为军队不是联邦军；也不能保证中国的领土能够完整，因为若干其它民族聚住区倾向独立。

         陈是中国联邦主义的播种者 因此，就当时-现实而言，孙中山是对的，应当北伐统一中国，先将主权从军阀手里收缴到中央；就未来的-理想而言，陈炯明是对的，中国应当实行联省自治，那应当是在军阀还于中央之后。孙中山的错误是他完全放弃了联邦主义的理想，改宗苏俄的极权式中央集权主义，使得他创建的政权常期停留在军政和训政阶段，无法向宪政过渡。虽然国民党政权最终向宪政过渡成功，那也是侥幸，台湾弹丸之地，没有联邦化压力。陈炯明的错误，是他不懂-现实，想在龟裂的土地上盖联邦大厦，而且要消灭当时唯一一个全国统一的象徵----孙中山。如果他成功，中国恐怕不仅走不上联省自治的和平道路，而要陷入更加可怕的军阀混战局面，中国的统一需要更长时间，今天的中国版图还可能保不住雄鸡引吭的形状。 　　

不管怎么说，尽管陈炯明的思想有些早产，但他力主的联省自治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中国-史的宝贵遗产。他播下了种子，春气动了的时候，总会发乐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