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哲嗣陈定炎博士

         2000年4月袁征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重要文章，题为“党化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的转扭点，1924－1929”[袁征2000]。 “党化教育”这个名词，对今代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不大熟悉了，但是在1920 年代，它曾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

　　笔者在1930-1940 年间，在国内接受中学教育，每周星期一早晨必须参加孙中山的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 (五四时期前，国内的学校奉拜孔子，普通只须每年一次 )。又加上每星期三小时“三民主义”为必修课。回想当年已没有人提及“党化教育”， 但在不知不觉中，实际上是受了“党化”的教育。

　　早在 1921 年8 月，孙中山致书俄国外交部长齐卓鳞(Georgii V. Chicherin)，表示对苏俄政府的组织机构，军队和教育特有兴趣 [韦慕庭 1976，118]。 两年后的 1923年10月， 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 (Michael Borodin)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