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专制与暴力这也成为今日俄共瓦解的原因。昨日，每位革命家都标榜着，美好的远景。然而，其所采取的方法是否合乎“当时”的人民的需求，才是重点。而非“未来”会如何如何的美好。因今日之专制为永久的专制。孙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组中华革命党，其间与地方势力的合作与中央政府的三次冲突，正体现孙中山先生与列宁民主主义的相同性，在于他们并不接受其他人的救国主义与方式，并且利用各种联盟或战争的途径，达成其自己主义的目的。双方并在孙越宣言后，在土地问题；帝国主义问题；民族问题的差异性上, 孙越双方作了初步的妥协。即是 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后切实实行列宁式的民主主义，而这种妥协是无法避免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在现今的著作上却以孙中山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来掩饰，对陈炯明作了最不公正的历史叙述。

　　因此，笔者以为上述两岸专论因立场为：孙中山先生是民主主义者。但其未深究孙中山先生的国内-主张，其实孙中山先生是实行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形式的-制度。并在二次革命后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确实实行，并形成国民党的分裂。虽孙中山先生口口声声主张民主，然自美国看来，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民主是接近列宁式的激进革命的民主，而非美式民主-。而形成中；美对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颧念的差异性。

　　因此目前，以孙中山先生为民主主义者为基础的历史观，须再次地审慎分析，孙中山先生的政策是否合乎当时的国内外-情势，是否合乎当时的人民的需求？若是真正合乎，那孙中山也不曾“毕生致力于革命”，而仍未成功。并且目前的历史观并由孙中山先生及后人因-立场的不同，产生许多的迷思。这是这些-家；历史家为政策所作的辩护，而产生的。如张继先生曾是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主要支持者，马林数次来华联孙与容共事件，皆由张继先生促成。然而，在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西安劳动营纪念周训辞中云：

　　「…另外还有一点经验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本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但这是片断的。尝苏联革命成功后，我们的党是同他们表同情的。以为世界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革命的国家作朋友了。第三国际除派了一个代表马麟到中国来。那是我们是在广州（也许是第二次，一丸二二年八月，因第一次在桂林。），兄弟同他认识，同他也是朋友。他要见总理, 要我给他介绍，总理约定时间见他. 他同总理谈话很久，我在另一个地方等着他。他谈完话出来后，我当然不应该问他谈的是什么话；但是因为我跟他很熟，就问他锐：在革命的范围内，你对我们总理有什么感想？他说：一切都很好，只有一点我不大懂。原来他问总理：你们为什么要革命？总理回答他说：为爱人类而革命。我就问他：你的感想如何？他说：为爱人而革命，革命永远是不会成功的。我就问他：-党为什么革命？他答覆说：为恨人而革命。以上虽是短短的几句话，可以充分的说明了我们中国国民党与-党的不同处。我们中国国民党遇去都是抱着悲天悯人的心理而革命的，但-党的手段是恨人的。大家过去走错了路，但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仍是爱护大家的，这就是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不同处。…」（5）

　　如此，何以解释前者孙中山先生以为列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是顺天行道？莫非，孙中山先生为人所欺！莫非，列宁是因恨人而革命！此并不合常理。何况，常人亦不会说出是为恨人而革命的话，更何况，是从事革命活动多年，经验丰富的马林。其实可见，-对当时的人有极大的影响，道些说法都将改变后代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从而“改变历史”。从孙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主张以党治国，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实行以来。对陈炯明主张的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的运动，加以诬蔑是割地自据的军阀。对不援助的国家如英、美亦称为“帝国主义”国家。孙中山先生主张及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及孙陈冲突的发生，只是孙中山先生一贯的“理念” 下的产物。此一理念即是列宁式的民主主义。即内容上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在手段上是实行党内专制而党外包办革命，排除他人的独立革命思想与行为的“革命”。且孙中山先生及其信徒对其行为常加以辩护，与对反对者加以曲解。以合法化其反军阀及反帝政策。因此，笔者以为目前的两岸中国近代史历史观有四种迷思：

（一）、是中国国内部份的

1、中国军阀-的迷思

　　由于-的影响，使中国人对于中国军阀-时期中的军阀，除孙中山先生外皆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而这些观念透过教育等宣导，更使此种观念深入人心。对于当时的情况，更加扑朔迷离。然而，何谓军阀？并未因单方面的宣导而定义，反而产生迷思。在国共两党 “反军阀”的宣传口号中，掩盖多种军阀-时期的本质。甚而，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马林在「中国军阀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将陈炯明与蒋介石相提并论，皆称为“军阀”（6）。显示一种情况：在中国，军阀的定义 是随着-权力而转移的。而且，此一定义深受-国际人员及中国-党所左右。这是不客观的，也是极为偏差的。在其“反军阀”的口号中，隐藏-权力的斗争。这对中国的民主建设是没有帮助的。陈炯明在国共两党孙陈冲突后被称为军阀，是 隐藏了孙中山先生为-权力斗争的事实。而且孙中山先生在此一事件中未必是自谓的受害者，页正的受害者是战争所造成的死伤平民。

2、中国统一的迷思

　　辛亥革命后，中国-体制产生以何种方式组织的问题。然在位主政者，皆以为中央集权是统一中国的最好方式。孙中山先生在数度追求中国的统一中。武力似乎是唯一的道路。然而，由于武力也使中国纷乱不已。在目前的著作中，对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中央集权武力统一的政策视为“道德上的诉求，不会是-法律制度上 的强制实行”（7）。是何因素？而对他人之武力统一中国政策却纷纷加以攻击，是 何故？对于陈炯明之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仿美国联邦制的主张，多所批评。是何故？如今，台湾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中国，是何故？这些在于国共两党在统一中国的问题上有一矛盾：允许自己使用武力，反对他人使用武力。如此的作为，何益于中国的统一？只有使中国陷于混乱而已。如此，何益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显示了当时中国-人物以武力方式统一中国，只会造成中国-情况的混乱。对于 “民主主义革命”的-诉求，是一大讽刺。

（二）、是国际方面的

1、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迷思

　　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中对外政策，向以求取外援为重要因素，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在列强侵略中国时期，何有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各国对中国的行为，是以本身国家之国家利益为主要考虑因素。因此，当中国军阀时期的任何势力在求取外援时，必然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何以今日，海峡两岸不提亦不承认孙中山先生为求取外援而损失的中国国家利益，却大力反对其他军阀之卖国行为。或者，孙中山先生在求取其他国家援助时，不会遇到对中国国家利益有损的情况？孙中山先生利用外援作国内统一之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只会有益？当时之俄共真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从许多资料显示，当时并无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苏俄亦同。各国皆为自己本身国家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订定中国的政策，苏俄决定联孙，不一定合乎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决定不援助孙中山先生亦不一定合乎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说法亦影响目前的外交活动， 是不智的，只能在其他国家之国家利益打转的思考方法。

　　而是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在决定外援时，是否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才 是分析何者为“军阀”的因素之一。而非以“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口号，来掩饰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因为，当时根本无平等待我之民族。而目前的两岸专论皆以孙中山的说法解释当时的外交政策，不合乎当时与现今的国际情势。

2、帝国主义的迷思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孙中山先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并不相同。列宁义无反顾要消灭资本主义国家。而孙中山先生是要求取他国对其革命事业的帮助。列宁对华政策由一开始之加拉罕第一次宣言宣布取消一切在中国所夺之利益，放弃第二涵意的帝国主义。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欢迎。然而，随着俄共局势稳固。加拉罕第二次宣言重拾起第二个帝国主义的涵意，转而由马林强力宣导第一帝国主义的涵意。在中国-党对资本主义国家决无好感及孙中山先生无法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援助之下。孙中山先生转向列宁所谓的第一个帝国主义的涵意，全力反对资本主义国家。

　　但列宁政府后期对华政策本质上是符合第二涵义的帝国主义，它亦是侵略中国的国家。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并非是历史的必然性。他原无意求取俄共的援助，然其中央集权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使孙中山先生决定学习俄共，对孙越会谈采取让步。此一让步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是损害的。相对的，此一会谈俄共保持了 苏俄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今，两岸著作对帝国主义的涵意，并不相同，中国方面由 “符合中俄两国人民利益”的说法，渐渐转为“孙中山先生此一让步是影响深远的”。而台湾方面，则以为俄共自始至终皆是第二涵意的帝国主义者。而形成帝国主义涵意的混乱。

　　换言之，列宁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代表马林来华寻求一个与俄共相类似的党，其必须是反对北京政府的，而且重视党的专制与实行中央集权于全国的党。如此的党才可保持苏俄在中国的国家利益。陈炯明并不同意马林与孙中山先生对的党的专制的观点，亦不同意俄共对华政策的转变。马林便转往与孙中山合作。而此正是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或俄共联孙国共合作的起点。

　　既然，俄共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何孙中山先生要求援于俄？海峡两岸对此一事件的共同说法是：陈炯明叛乱，致使孙中山先生无以为据，再接再励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大陆方面再加一句：中国-党给予孙中山先生真诚的帮助，实现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台湾方面再加一句，孙中山先生 是为了防俄防共。如此的说法，皆掩盖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内政上为达到中央集权武力统一及利用国内-势力的冲突及利用国际列强在中国国家利益的矛盾的政策。而孙陈冲突的发生，也是孙中山先生与陈炯明在中国统一进程及方法不同所产生。况且，在一九二一年底孙中山先生在马林的联系下已有联俄的计画。甚而，已与马林谈及“容共” 的方式，此一政策，受到第三国际的支持，但中国-党不得巳而接受。因无人愿意丧失自我意志的判断力。孙中山以其三民主义秘密会党形式强加于黄兴；岑春宣 军政府；陈炯明；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中国-党等等全中国人民，使国民党的革命形成不断的合作与分裂；形成不断的武力征伐的破坏，非达自身完全胜利不可的的态度。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有何助益？马林为达孙俄合作在不了解孙陈冲突的真正原因即以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等罪名网罗陈炯明，并以“反军阀”； “反帝国主义”等宣传，拉起「国共合作」的序幕。

　　如果，海峡两岸能摆脱马林；越飞为使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中国-党的合作，而所宣传“反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口号。那么，应就能以较平等而合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军阀-时期的孙中山内外政策，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化的过程。

（三）、 总结

　　因此，从孙陈冲突的发生原因，从-国际介入的曲折，我们可以得知孙陈冲突与-国际介入对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影响。并非达林所谓之“伟大转折”。并非，中国国民党所谓陈炯明的“叛乱”，致使孙中山先生采取联俄容共政策，是 在加强对俄外交的控制，是在“防止-党”。亦并非是中国-党所谓陈炯明的叛乱，致使孙中山先生身感祸起肘腋，在中国-党的真诚帮助下，孙中山先生确定实行三大政策，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比较接近李玉贞教授所言之不过是 「权宜之计」。

　　然而，更应确定的是，孙中山先生为实行其中央集权及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以来。所有的一切政策，都是“权宜之计”。谁能为孙中山先生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就是“兄弟”，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反之就是“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反应出孙中山先生为达目的，不择任何手段的革命方式。其所追求的“民主主义”是与列宁；第三国际所主张的以武力及实行党的专制，来推行民主主义较为接近。而不同于美国的民主-型态的“民主主义”。

　　陈炯明为达成美国的民主-型态的联省自治计划，并未成为孙中山的“信徒”，他虽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式，但仍尊重孙中山先生，而处处容忍。孙陈冲突的发生，孙陈双方亦皆应负责，而孙中山先生的部下将领及陈炯明的部下将领应负较大责任，不应全为陈炯明之责任。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政策的主要因素在于：孙中山先生之个人目的主动达成的因素，实远大于孙陈冲突的影响，也远大“军阀”及 “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从孙陈冲突与-国际介入来看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政策，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由联省自治的和平统一运动转变成以武力为手段的列宁式革命主义运动的转捩点。此一转捩点对中国近代化方向的影响，实在非常深远。

注释：

杨日旭着，“美国国务院中央密档中的孙中山先生”， 中山社会科学学报， 1994年，第八卷，第四期，p．221─246。
极大多数大陆学者皆采如此看法。如林家有、周兴梁着，“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列宁着，“国家与革命”，外国文书籍出版社， 1949年，莫斯科，P．85。
周谷着，“孙中山与第三国际”，大地出版社， 1997年10月初版，p．87─88。
革命文献，第九辑，p．205。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9月初版，p．376─382。
庄辉涛着，“分配的正义与中山先生学说”， 1991年12月，成功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四期，p．13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