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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铃论陈炯明

    人容史,无汉武帝的大度,及至陈炯明这里,喜忧参半,喜的是康先生做传的精神,忧的是陈大将军的风范及作为,难以引起正面注意。

           细思之,从政者,不贪污腐败已属不易,他当年是广东省省长,却能“不二色”,“不蓄私财”,连孙逸仙都自叹弗如。案有经世稿,家无宿日粮。他临终的时候:家人问以家事,陈氏作半苦笑状,对其长女言:『吾家事无可语!』人再问以国事,则连呼『共和!』而终。无棺成殓,不得已乃借用其母杨太夫人之棺,他死之后,其子自上海奔丧,竟追随父亲而去……陈氏死后的待遇,令人惋惜。我读到:“陈氏在漳州卧薪尝胆三年,以弹丸之地,『尚需供应上海公寓之同志,如中山每月受漳州汇款一千元,以下有五百元级三百元级者,汪(精卫)、胡(汉民)、廖(仲凯)、与居正、戴季陶等俱在内”犹为悲愤,他实是对国民党倾尽能力的,可惜-,将人基本的感情都抹杀,为权利,不惜置朋友于死地。

           陈炯明先生有言:真正革命者,至少条件:第一牺牲自己,不求私欲之满足;第二独立精神,不倚外援之成功;第三酷爱真理,不为偶像之支配,第四为全民求自由,不为一党树威福;第五言行必须一致,不为事实之矛盾。能合此五者,革命者之条件始立;否则自身不成革命者,而犹冒充革命,唁人之不革命、反革命,殊为未可也。今日细思此言,仍是公正清晰,具独立智慧,不盲动,没有浮夸,为民请命,为百姓谋福利,且要求于行为实践,严格谨慎,此语说在70多年前的中国,陈公的智慧显然超出那个时代。

          读读他的文字,更惊诧于他思维的开阔眼界的明亮,他实在那个时代难得的清醒之人:南方固以革命自豪,实则于外部建设绝无丝毫可纪,而内部破坏,使男女青年皆借革命之神圣掩护其纵欲败度之行为。他看到那时节的败坏,如那些年文学家写的恋爱小说,年轻人想当然地从恋爱开始革命,以为革命就是自由恋爱,与人私奔,不知道恋爱之后,仍要过日子发展家计。

            他对-有些理想主义:以自由换束缚,以平等换压迫,以公道换强暴,以秩序换紊乱,以安居乐业换流离失所。我们为之奋斗的,又何尝不如此呢?他比我们更有现实主义的能力,着手写了一本书,将中国的现状解析得清清楚楚,又将自己的建国之道建构得头头是道。他的现实主义在于他明白那时代诸多人不明白的道理:所谓本务者何?至低条件,民族的道德不可不注意提高也,民族的智慧不可不注意浚辟也,民族的能率不可不注意增进也,民族的优种不可不注意培养也,民族的生活不可不注意改善也。能知此本务者,则中华民族之优点日多,而民国可以长进,否则日言改造,终无济也。故行政教育之方针,当以务本为重。而一切毛皮的抄袭,制度的粉饰,思想的贩殖,皆无补实际之改善。他发展经济的谋略,50多年后,被邓先生采用,若是不耽误那些年,中国远非今日之中国

          可能因为陈炯明是法政学堂的优等生,他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有严密的逻辑与理性,以下,我摘录一些竞存先生的话,我将自己的感慨附在括弧后,供你思考:

    世人为着生活闹到天昏地暗,却误在把手段来做目的,又把目的误做手段。(今日的世人,此病更甚)政府组织必打破分赃制度,自居于洁白无瑕之地,而后弊绝风清,-乃有清明之可望。(此为先生的理想,也是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尤不在党,此理甚明。何以南北当局死而不悟,而缺乏-常识,即属倒行逆施,故北方现状(民国以来皆)成为军权无限下的官僚-,南方现状(此次重加彩色)成为党权无限下的暴民-。一丘之貉,无所轩轾。现状如斯,安能忍与之终古也。吾人为国努力,唯有根据约法之精神,希图以自由替代压制,以秩序替代紊乱,以公平替代强暴,建设民权无限下的良民-,乃为可久而可通也。(可见他的悲愤,与屈子无异)

    夫所谓良民者,非道德观也,非人才观也,亦非贤人-之类。乃第一别于官僚,第二别于暴民,第三廓清一切之流氓地痞、土豪劣绅、政客党棍之谓也。如斯之民,如何选出,则视选举制度如何改良,-组织如何改善以为断也。选举制度如有去莠择良之可能性,则良民自出。-组织如有化萎为良之适应性,则一切公务员自有相观而善之余地。(看看陈大将军对良民的要求,严格得令两党汗颜)

            人类有这个戡天的本能(荀子的哲学),就有那配天的价值(孟子的哲学)。但是在生活方面,是不能创造这些价值的。唯在生趣方面,才配有这个力量,并且人类生趣尚有两方面不可不知:第一:是精神作用的生趣(科学的),第二:是精神生活的生趣(哲学的)。两个生活的范围程度仍是不同,唯视人类努力,吸收对象的精神,去发达生活的本能,到了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罢了。(此是先生对生活与生趣的要求,对照马斯洛的心理学,尤其有趣中国只知口要吃,不知我的智识也是要吃的;只知身要穿,不知我的意志也是要穿的;只知我要住,不知我的情感也是要住的。(近代心理学不取智情意三分法,此为譬喻利便之故)。为什么呢?肚子怕饿,所以要求食料来营养;智识也是怕饿,所以要求学问来营养;身体怕受外寒,所以要求衣穿;意志也是怕受外诱,所以要求道德去做防闲;身体不得休息的地方,就要安身无所;情感不得寄托的地方,就要立命无所。我们中国人却不自知,天天不把学问来养智识,智识就不能发达了;天天不把道德来护意志,意志就要受外诱了;天天不把人类社会来寄托情感,情感就要漂薄无归了。所以弄到生趣破产,比生活破产还要利害。(说到底,是先生对智性的要求与德性的要求,还有情感,他实在是十分人性又十分理性现在救济的方法:第一,是要觉悟人生不可没有生活,并不可没有生趣。生活为第一生命,故不能有破产的危险;生趣为第二生命,尤不能有破产的状态。第二,是要努力救济生活问题。若把个人主义或是自由主义去做生活就要弄糟了,应该拿人类主义平等主义的一个群性去做工夫,各为互助的协力,没有独占的利益,人人平等生活,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方法可敬,但未必可行,而如果不去行,则又难免分化矛盾,日见尖锐)

     

     


    国民党创业之始,有无假借外力,柄政之后,是否厉民之甚,年来党内分裂,互相摘发,早已不留余地,无俟国人之喋喋。积此丛戾,酿成内乱,予敌以隙,遂丧边陲,寻求厉阶,追原祸本,岂非推翻民国,一党独裁之所赐哉?(他1931年就看到的国民党的后来)

     

     


    政愈专则民愈散,权愈集则争愈多,前车可监,勿谓金陵恶政,唯蒋为然,非蒋则否。(真正以民为本的人,总是集权者的大敌)

     

     


    第一,须取消党治,恢复民国,遵奉临时约法,回复五色国徽,以期不再造五族共和的大决心;第二,须统一国军,废除现行私兵制及地盘给养之恶习,由中央设立国防院,将各省区现有部队,按早规定标准及额数,分别改编,统归中央管辖及给养,完成国防军制,所有全国军人,集中于国防,由院支配,使得各尽其心思材力,为报国之贡献;第三,须建立联治,全国-组织,采取联治民主制,以区域团体、职业团体,分配代表,为各级自治构成之单位, 由乡治联成区治、由区治联成县治、由县治联成省治、由省治联成一国统治,此其大概也;第四,须解决财政,划分中央地方之财政,各别收支,各别整理,尤以厉行预算制度,为公开财政,监督财政之枢纽。(配合这几条,参考他当年谋划的军事、-、财务、外交等策略,经济的分配,民众的权利,全国各区域的发展等等,都在陈公胸中,了如指掌,若无经世纬国之才,写不出他那样的著作,惜乎当时无人采用,而今日我们所行的,也不过证实他当年所想的确有先见之明,而德性建设与民权的尊重,又远远不及当年的他)

     

     


    内政努力修明,表示自助之决心,始可得外助之同情,若能一一见诸实行,则中国统一之基础, 得以确立,然后对外抵抗暴力,收回国权,对内发展经济,充实文化,以及图强雪耻,一切准备乃有进行之余地。(此为忍辱负重之语,惜乎当时无人肯听)

     

     


    窃国而藏,死权为夸,只知有党,不知有国;只知有党中之派,不知有党外之民;只知以诸葛自居,不知以周处自处,以此谋国,国乌得而不覆也。(此语惊心,当谨记)

     

     


    到了今日,-的罪恶一天暴露一天,奴隶的责任,一天加大一天,虽然大家觉得痛苦,却不知痛苦在那方面。有人说是官僚未尽铲除,-不上轨道,这些话都是观察误错。试问辛亥革命,就是把官僚尽数铲除,新官僚就不会作恶吗?-快上了轨道,即政客就不能作恶吗?(他势必疾恶如仇,又太早看到-的罪恶,怎能不被人排挤?另,我已托我大学时候的哲学教授自复旦给我寄《-的罪恶》,读后与你详谈)

     

     


    所以中国一部“人-”的历史,就是“人食人”的历史。换一句话来,就是在那个罪恶圈里面各去抡个奴隶勾当来做生活,此外就没有什么事业了。这是数千年来印板的状态。到了民国八年当中,这个把戏越弄越糟。人心方面,越弄越险。恶“官僚”“武人’“政客”劫夺的手段,更加恶劣,只管自己劫夺,不管他人死活。变乱多一次,他们劫夺的欲望,就要满足多一次。他们奴隶的头衔就要高升多几级,“勋章酱料”都是他们劫夺的功牌。那么,中国闹到这样纷乱,人生这样痛苦,都是蛀虫式的经验派,流氓式的优秀分子,绿林式的军队,为了劫夺金钱制造出来的。他们何以要劫夺金钱呢?大概为了自己嗜欲做牛马,或为了妻子做牛马,或为了一党派阶级做牛马,自然要去劫夺金钱,做他们第一生命了。(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可曾如陈炯明这般直接?)

     

     


    总括起来,社会里面的恶制度。恶习惯。恶心理,都是构成恶劣社会的好材料。恶制度不解放,恶习惯不打破,恶心理不改造,这个社会就要天长地久做了一个罪恶圈,牢禁我们一生不能自拔。若要去解放恶制度,去打破恶习惯,去改造恶心理,单是靠少数觉悟的人也是不能行的。所谓革国家的命容易,革社会的命很难。但是人人能够晓得社会里面所有恶制度,就是奴隶制度。所有恶习惯,就是奴隶习惯,所有恶心理,就是奴隶心理。能够这样猛醒,大家耻为奴隶,就要努力去推翻去创造,这是不怕不能革命的。

     

     


    无如乱者四起,旋即摧残,比年以来,知识阶级,又发生两种毛病,一为『主义毒』,一为『名词疫』,流行盛极一时,-甚于微菌。』(此语说在他那个年代,却好似在说若干年之后的共党,他的智慧实非当时的人所能比)

     

     


    有人评:陈炯明起自乡里,由晚清『谘议员』之尊,投身『黄花岗』起义。文革武斗,力行实践,身当军政艰任,面对桑梓疾苦,陈氏本人及其率领的粤军官兵,对前述租界公寓内高谈阔论的革命领袖的所做所为,是颇难心悦诚服的,此为孙陈以后分裂原因之四也。而他写给孙中山的挽联,慷慨赤诚,文字中有刀兵之像,掷地作金石之声:

     

     


    惟英雄能活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读读他的散文与现代诗,不由得要感叹他的文韬武略,而他给蔡元培的信,字字见出他忧国忧民的赤胆忠心,尽管他才是真正力行还政于民恢复宪法的人,我却唯有叹息陈炯明做了-的牺牲品。英雄无价,天地有边,陈大将军有用武之处,无藏身之法,有养虎之财,无葬身之地。惜乎风起云涌的地球,容不下80年前顶天立地的陈炯明,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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