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宣统二年（1910）的常年会里，除了禁-和与禁-有关的「盐捐筹抵-饷」等问题外，其他议事共有二十多条，主要的如：革除各属衙署积弊，包括废除受审时受刑与下跪；改良徵收钱粮办法；改良徵收契税办法；各属筹设学校，医士，图书馆；各属筹设出狱人保护公会，如协助介绍职业等；筹办工业试验所；总督府与谘议局所办各事，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公事，须公开发表；请总督代奏请速开国会；请总督奏请早日中葡划界，收回失地等议案。〔美501，1911。1。10；华字1910。10。5─11。17〕

         广东省全省合格选民计有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名，选出议员共 九十四人。 这九十四人中，有进士三人，举人二十五人。〔张朋园1983, 302-306〕据议员王鸿鉴的回忆，这些议员中，多属守旧派。[ 广东辛亥史料 1981, 427 ]  在学识上和能力上，真能胜任的「执行议员职务」的，实在是占极少数。但是，在这些少数议员的领导下，广东的谘议局已不是省总督惟命是听的「下属」可比，而是自认为与省督平等独立的「立法」机关〔华字 1909.12.1〕。年仅三十一岁的秀才陈炯明在年纪上，和传统教育的学历上，是比不上较成熟的进士和举人辈的。可是他在法政学堂受过两年的「职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无疑的，是选出议员中最合格能「执行议员职务」的一人。

         虽然议员的权职只限于「咨询」和「商议」，但是一些少数议员郑重其职责，在他们的领导下，极力争取「立法」与「监督政府行政机关」的权力，积极推进改革地方，整理财政，保障人权的法案。譬如，陈炯明提出「禁烟」，「禁-」，「废除就地正法」，「创办平民教育」等议案，他领导禁-运动，能够善用民意，以停议和诉之舆论的手段，争取到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胜利。美国总领事于第二次常年会闭幕后，就对广东谘议局作下面的评价：

来评判该局的工作，我们必须记住两点：（1）该局在去年才成立，未有立宪政府的实际经验可遵循；（2）该局的设立，是为一个纯粹的谘询和商议，而不是一个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机关。它是作为传达地方民意，做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媒介，而同时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顾问。

    中国历代以来的-制度，是一个极权专制和完全民主的混合物。要在这样的-矛盾中，建立一个适中而能代表民意的政府，实非易事。。。。广东谘议局在这次会议中，显示出它不但能成功的向政府争取得些权力，而且一意要继续争取下去。。。。

    当一个议会能迫使省总督改变其主意，奏请定期禁-，和接纳其他一些要求，这个议会就有权力。这权力并不得自明文宪法上的，而是用停议，和诉之舆论公意的手段争取来的。只要这个议会能继续得到人民的支持，它将可保留已争取到的权力，而且可再予以扩大之。〔美501，1911。1。10，广州〕

         广东谘议局提出的议案，其中不少是直接或间接的与保障人权有关，最显著的是废除「就地正法」和废除受审时在法庭上「受刑与下跪」两案。陈炯明在议文中指出应该废除就地正法的六个理由：（一）惩流弊，（二）慎刑章，（三）尊君权，（四）重民命，（五）正省例，（六）备宪政。他在议会中发言说：

    就地正法章程，原非国家刑典，乃属省例，因咸丰三年（1853年），盗贼滋炽，权济一时，日久相沿，流弊最多。。。。今日办盗情形，多与部章出入，流弊益甚。。。。死者不可复生，一有冤抑，情何以堪，凡有人心，宁勿痛除此弊。。。。惟须有一言者，停止就地正法，并非阻碍治安，不过以权归之君主，以符成宪。。。。〔华字1909。12。3，12。4〕

         炯明所取的策略，是避免向「君主」是否应有生杀权的问题直接挑战，他要生杀之权「归之君主」，因为待立宪告成，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这生杀之权，自然是『归之法律』，「以符成宪」的。

         但是反对停止就地正法的议员占多数，　他们认为遽行停止为有碍地方治安，而且政府经费不足，不能雇用足够差役，以押送罪犯到官厅受审。结果该议案仅有议员二十一人赞成，照章作为不成立〔华字1909。12。7〕。「停止就地正法议案」，是炯明在议会所提出的议案中，唯一受到被拒绝成议的挫折。这反响出当日广东谘议局大部份议员，他们的思想，与西方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理念，距离尚远。至于废除公庭上受审时受刑与下跪一案，是由谘议局通过。究竟省总督有没有接纳实行，目前看不到正式记录。但不久民国成立，这个传统恶例，也就取消了。

         各省谘议局于1909年10月成立，两个月后，即在上海召集联合会，十六省谘议局各派代表三人，商议请求清廷，速召国会。炯明是广东代表之一，于1909年底到达上海，但没有随着各省代表去北京请愿。因为他要匆促赶回广州，与革命党人倪映典等发动「庚戌广州新军起义」之役（1910年2月爆发）。〔年谱1957，13；革献，67：155─56〕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请愿失败后，再接再厉，在1910年间，与民间团体联合展开两次请愿运动，终也告失败，迫使「立宪派」转而同情革命。所以，武昌起义发难后，各省的立宪派人士，尤其是在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和支持革命的，是大不乏人〔张朋园1983，131〕。在广东，陈炯明早已暗中参加庚戌广州新军，辛亥广州黄花岗两役。武昌起义时，他领导下的辛亥惠州之役的胜利，引致了广东全省的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