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思想是由时代，环境，和自身的经验培养出来的。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从穷秀才到谘议局议员的所作所为，表露出他不是「为了谋功名，求出路」，而是「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陈其尤1985，36〕。莫纪彭于1908年认识那时三十岁「坦诚相谈」，而「渐相投契」的法政学生，曾回忆说：『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各地，广东以滨海通洋，受外国影响尤深。竞存之革命思想，与其组正气社等革命行动，实与当年一般青年志士初无二致也。唯竞存复留意地方建设，倡办海丰自治会，戒烟局，育婴堂，县仓等机构』。〔莫纪彭1997，5〕

         清末-腐败，民不聊生，加上列强的武力压迫，政府衰弱无能，给中国民族带来空前的侮辱。一般「青年志士」都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抱负。无疑地，这种民族革命思想是当日时代，大环境里，很自然的产物。但是炯明也有留意地方建设，改革社会的思想，可以说是从他个人自身经验，体会培植出来的。

         炯明在法政学堂攻读，在家乡海丰办《陆安自治报》，在广州办《可报》的时候，亲笔写过很多文章，可是在一九四二年，日军进占香港的炮火中，竟全数失存了。这里只能根据他当日在「民族革命」「社会改革」和「人权保障」三方面上的行动，来对他当日的思想作一探讨。

         炯明幼时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早富有民族革命的思想， 也显示出做领袖的才干。二十岁时，适值维新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走日本，便召集青年人士，开始讨论新-运动。二十一岁时，与马育航，林树声等同时考中秀才。次年与马育航集资试办小农场于田心乡旁。〔年谱1957，7〕

         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列强的武力给中华民族一个深重的屈辱。1901年清廷下诏，进行改革教育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现代学校。炯明于1904年进海丰的「速成师范学堂」，1906年毕业后，原定出任高等小学的校长，但因局绅认为陈是『革命派』，不肯聘任。这些时，炯明因没有任教职，在家闲着，常到高等小学，帮助学生改卷。『陈的家庭很穷，有时无钱买米，三几角钱也要向人借。对穷人同情，对局绅痛恨』。〔袁驾洲1985，45〕

         1906年7月，二十八岁的陈炯明考入在广州新设立的『广东法政学堂』。两年后，以最优等生毕业。炯明在法政攻读时，有两件事，很引起世人注意。一件事是领衔控告惠州知府陈召棠。 1907年陈召棠兼任清乡督办，握有就地正法的权，每遇盗警，即派兵围捕乡村，不问是非轻重，被捕者即尽被杀，甚至未满年之童子，亦不能免。『有曾姓十三岁童子被捕后，其乡绅老诚恳保释，经陈召棠批准，讵童子已于前一日被斩首矣！凡此严酷之案，多不胜举』〔年谱1957，11〕。5月时，炯明领衔控告陈召棠：

    张友仁知陈炯明为人好抱不平，1907年因惠州知府陈太府(召棠)十分恶劣，惠州的一些绅士决定要告陈太府，但无人敢在告状第一名，因为具第一名的要到广州出庭对质，如被认为诬告，有杀身之祸。张友仁认为陈炯明可取，介绍陈炯明具第一个名字，问陈炯明敢不敢，并说具第一名的可得一千元。陈炯明说愿意具第一名，但不知告陈太府的根据如何。

    当时惠州士绅列出陈太府十大罪状，并由陈亲自参加调查人证物证，在-确凿之后，陈炯明决定愿具第一名，惠州的一些士绅准备给他一千元时，陈击案批评说:“我是惠州一份子。我不是为了钱才来参加告陈太府的”。后将这一千元作为广州惠州会馆的建筑费。告状到了广州提督，提督提讯，陈炯明和陈太府当面对质，陈炯明力陈陈太府的罪状，陈太府无言以对，被当场撤职扣押。。。。〔袁驾洲1985，46〕

         以一个不满三十岁的法政学生，竟敢冒着杀身之祸，为乡人抱不平，又不求个人功利。袁驾洲说:『炯明的名声因此大震，人们认为陈有本领，有胆量，又廉洁。』

         另一件事是1908年陈炯明利用寒假师生回家期间，以祭文天祥为名，密集乡中知识分子锺景堂，马育航，锺秀南，陈达生，陈觉民，陈演生，马镜如，马伯超，陈春魁，陈宗岳，林斗文，罗荣光，黄杰群，马那雄等三十余人，在五坡岭的方饭亭宣誓缔盟，「分头开始民族革命之运动」。〔年谱1957，11─12〕

         [按海丰县城外北郊二里许的一个小山坡，叫五坡岭。宋末丞相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 - 1282)于1277年率残部转战于江西和粤东一带，次年进驻海丰，在五坡岭刚要进食的时候，元兵突至，不及迎战，遂被捕。后押到北京，元人以丞相之位利诱他，他拒不接受，困狱中数年，卒于1282年就刑于柴市。二百多年后的1515年(明朝正德十年)，由惠州府批令，民间捐资献工，在五坡岭建亭纪念其事，叫「方饭亭」，又在亭前山坡下建「表忠祠」。这个民族英雄的古迹，在晚清时期，对海丰人民，尤其是年青的知识分子，留下深远的影响。〔海丰文史1985，11〕]

         由上述两件事，可见得炯明当法政学生时，已经是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开始置身于改革社会，和民族革命的切实行动中了。

         炯明于1908年7月毕业法政学堂之后，回乡一年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等社会工作。又筹办《陆安自治报》（后改称《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锺景堂，马育航，陈达生，陈演生等分任撰述。每遇盗劫案发生，《自治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可见炯明「虽正在致力民族革命，而于社会根本病源，已有所见」。〔年谱1957，12〕

         1909年7月，炯明被选为谘议局议员，回到广州，即凭藉议员地位，积极推行各种改革社会与保障人权的议案。炯明注重社会病源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的呢？这该是从他个人自身经验，培植出来的。炯明像其他长大于旧时代恶劣环境里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清政府的腐败，对他们是切身的问题，这与一般在海外奔走革命的革命党人，对「民族革命」，实有不同的观点。炯明一直以「革命」只为一种手段，而改革社会，保障人权的工作，却是「民族革命」的真实内容。日后（1922年5月），他在婉拒孙中山要他北伐的电文中说：『乃知所谓革命之结果如此，重累吾民矣！』〔华字，1922。5。4〕

         炯明于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即提出「停止就地正法」的议案，这也是因为他年前曾领衔控告惠州清乡督办，滥用就地正法之权，-三千余的残酷行为。做控告状之前，炯明曾亲自下乡调查，亲切的体会到「死者不可复生，一有冤抑，情何以堪」的凄惨情况。

         炯明注重社会改革，1911年辛亥惠州起义之时，叫其部队做循军，因惠州古名循州，并用井字旗号，取古代井田之意〔莫纪彭1997，9〕。在经济思想方面，炯明无疑地受到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在整顿广东盐务的议草里，他指明「官办不如商办之有把握」，并且建议各粤盐的专卖区域内，应「寓有自由竞争之办法」。当谘议局进行整顿商办粤汉铁路之时，炯明被推为章程起草人之一，但他强调「本局代拟章程，必得股东承认，方生效力」。

         对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炯明在早期就已表露出他的态度，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相仿，实事求是，不受任何教条式的拘束。譬如，在审查会对「酌提尝产，举办家庭工艺议草」的报告书中，有「听其自筹自办」一句，炯明表示反对，认为官方应予以干涉，否则，「听其自筹自办」，根据过去经验，即为永无举办之日。可是，在讨论「设立游民教养院议草」之时，炯明则认为教养院是一慈善机关，官方不应干涉。

         上面试从炯明的「行动」，来探索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思想。所提出的「民族革命」，「社会改革」，和「人权保障」三要点，也可以说是有关「民族」，「民生」，和「民权」三方面上切实的革命工作。但不是用来作宣传工具的「主义」或「口号」，而是「中国革命」的真实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