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孙中山被迫离粤，1923年初，孙贿买滇桂军，入侵广东，粤军退驻粤东，广东遂陷于两军相持的局面。是年底，段祺瑞派遣代表曲同丰由上海到广州，下榻于孙中山的大本营。据《华字》的报导，曲氏之南来是与奉直和议与调和陈孙两问题有关。段一直认为「孙中山在广东关起大门来打仗，若问其宗旨若何，确无从答覆」。当时孙，奉，皖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吴，若果孙中山不入赣北伐，奉军不敢轻举入关，因此段祺瑞极力主张陈孙复和，以免粤军牵制北伐。〔华字1923。1。4，18〕

         1924年10月里，南方的广州『商团血案事件』和北方的『北京政变』，相继爆发，孙陈两军相持的粤局遂随着这两个事件急激的转变了。

         是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两军潜回北京，发动政变，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职，组织临时政府，公布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由「善后会议」产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些时，段祺瑞也是公开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的人，所以炯明曾通电公开对他表示同情，现在炯明看到可有与段合作的机会。〔华字1924。11。12；时报1924。11。19〕

         商团血案事件发生以后，广东各界人民在香港策动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即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派代表北上，联络旅京，沪的广东同乡，一致讨孙，并向北京政府（段祺瑞）控告孙中山-放火等罪状；一方面派代表到海丰，促使炯明出山，率领粤军驱逐孙政府。根据一位北上代表的报告，上海的广东同乡和段祺瑞等的态度是如下：

    余（代表自称）抵上海，观察各界，觉其愤孙心理，极为普遍，商界尤甚。广肇公所为粤侨新人物之团体，商业联合会为粤侨旧人物之团体。两团体均赞成倒孙，不日将联合各团体发表请孙放弃政权之通电。

    及余抵京，即缮一公呈上执政府，陈诉粤民痛苦，及驱孙救粤之办法。又缮一诉状，上总检查厅控告孙文-放火种种违法罪恶，尚未批覆。余等遂约日与段（祺瑞）执政会晤。届时由段特派其心腹姚震接见，表示段执政之态度。略云：段执政重秉国钧，其预定策略，除曹（锟）吴（佩孚）以外，凡各省各派有势力分子，一律调剂和协之。。。。孙文为一党之领袖，段执政不能不兼收并蓄，曲予周旋。粤事糜烂，段执政非无所闻，但不能因一隅而累大局，便屏孙文于不议不论之地。然而因孙文一人之故，而误全省三千万人，又非段执政所忍出。故段执政决计对粤局解决问题，暂付诸鞭长莫及之列。。。。

    故段执政之希望，最好在「善后会议」未开之前，粤人能自起而解决粤局，若其采用何种方法，中央自不遑过问。粤人若不能自行解决，则将提交「善后会议」解决之。「善后会议」不能解决，则将提交「国民会议」决之。此等会议，粤省人民当有派遣代表列席之权利。〔华字1925。1。10〕

         段祺瑞的代表又表示「段执政一秉大公，无不唯粤省民意之是听。至外间疑虑孙中山将以粤省地盘为统一之交换条件，想孙中山未必出此卑污之分赃手段。万一而有，段执政亦未必抹煞民意，冒昧而承认之，此可无虑者也」。换言之，段祺瑞采「鞭长莫及」的政策，让粤人自决，促请陈炯明出山，驱逐孙政府，段不会过问。

         上述两个事件促陈决意出山，但又预料不到的令他处于两难之地。当时孙中山是「联段」「抗曹吴」，正应段，冯的邀请北上，参加以和平统一为目的的「善后会议」。所以从炯明的看法，如果暂时放弃救粤逐孙，则会失掉了粤人的支持；相反的，如果即实行粤人的请求，马上以武力逐孙，则对段氏的和平统一计划有所阻害〔注：段祺瑞之代表许世英，于1924年10月南下分谒孙，陈。段认为陈孙合作，对其联省计划，有举足轻重之重要性（华字1924。10。6）。〕

         广东人吴杰，也是炯明在前清广东法政学堂的老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情形，有极简明的评述，也反向出当时广东人对「逐孙」与「联段」两个问题的敏感：

    竞存同学，暨隐青（林虎），湘臣（洪兆麟），若卿（叶举）诸公鉴：读竞公删日通电，对于粤局处置稍见一斑。惟细玩词句，下走愚蒙，深以难解为憾。该电谓先从应办之事切实做去，又谓联结西南及各同志，应付北方，促成联治统一。所谓目前应办之事，究为何者？所谓联结西南各同志，是否与孙党复行携手？    

    查某处之接济，甚具热诚，特以公等态度未明，故不能源源给付。。。公等左右，当能以此情形见告，为切身利害计，亦当破此疑惑，使公等果有讨孙之通电，昭示国人。一则可阻孙贼联北之野心，二则可振各路讨贼之勇慨。粤民好义甲于天下。。。何饷糈支绌之足虑。。。

    竞公固以联段联治为主张者也，势同则相合，位高则言重。公等困处一隅之地，统饥疲之众，乃欲仰首伸眉，高谈国事，其将谁信？故为公等贯彻主张计，先平粤难，实为当务之急也。。。。。（1924年11月19日）)〔华字1924。11。21〕

         其实炯明在商团血案事件发生后的10月下旬，已立下决心「逐孙」，亲手提笔写给「各界救粤联合会」代表团一个承诺〔华字1924。11。18〕。至于「联段」问题，炯明派代表刘君亮北上与段联络〔时报1924。11。22〕。粤军僚属郭八铭致函王正廷（时王在黄郛摄阁内任外交总长，暂兼财政总长。郭为王之旧交。）郭函说炯明已应各方催促，将赴汕树起联治旗帜，拟就联治军联军总司令职。函末说：

    预料此书到时，孙军已树倒猢狲散矣。但孙氏个人既已入寇北京，其意盖谓杀一粤省为未足，欲谋杀尽全国也。尚望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胡（景翼）诸公，透切言之，勿使祸国为幸。。。。（1924年10月17日）〔华字1924。11。10〕

         郭八铭这封信显明的指出「联段」与「逐孙」并不自相矛盾，而且已是炯明的决策。

         1926年初，炯明遭受了军事上的失败后，退居香港，继续为国奔走，一直到1933年9月逝世为止。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四次北上，与北方要人商议救国统一事宜。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宣言「国民革命成功」，「北伐统一中国」，实际上，宁，汉，奉，冯，粤，桂，赣等武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是阳奉阴违，便是公开互相「剿伐」，形成第二代「新型」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所以，实际上，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除了一段抗日战争一段时期之外，先后至今都陷于「南北」与「国共」分裂的局面。

         1928年冬12月，炯明应段祺瑞的邀请北上，取道日本长崎，29日抵大连，与北方要人联络，以实现真共和，因与订「共和大同盟」，并在天津设立致公党支部。三个月后，（1929年）3月，由大连返港〔年谱1957，37〕。1930年3月，再行北上，香港《华字》北京专电报导，说炯明不日到步，北京要人已筹备欢迎〔华字1930。3。29〕。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两个月的11月里，炯明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偕同章炳麟往天津，再晤段祺瑞等北方要人，商议重组「共和大同盟」为一个「超越党派」第三势力的「救国大团体」，以逼使南京，广州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炯明在上海，天津逗留了五个多月，于（1932年）4月下旬返回香港。是年7月，又重赴天津，（1933年）1月中旬，因得母亲病重之电，匆促回港侍奉。〔年谱1957，39〕

         这个『共和大同盟』，可惜已事非其时，因为在那时候的中国-环境里，没有了「地盘」和「枪杆子」，即以最崇高的理想，也是无法可以取得-影响的。

         炯明逝世时，段祺瑞率子宏业致挽章曰：『哲人其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