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办事处，希望在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军队。但另一方面，他主张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民选制度下的地方自治，反对广东介人军阀内战；主张联省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与孙中山联合奉皖军阀，北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策略背道而驰，酿成政争。孙中山命人刺杀陈炯明，未果，于1922年４月由桂林回师广东，企图一举灭陈。陈宣布辞职，率军退居惠州。驻广西的陈军叶举等部失去接济，亦回广州。孙中山命叶举等部撤离广州，否则将以毒气弹消灭之，陈亦命叶勿与孙冲突，撤回东江；叶不听命，于６月16日举兵进攻孙的广州总统府。孙退出广东后，陈回穗复任总司令。半年后，孙策动滇、桂军由梧州东下，陈军缺饷已久，士无斗志，再退东江，先后与滇、桂军及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对抗，陈的-取向亦从联共转为*。1925年，陈军覆灭，陈炯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在位时生活刻苦，廉洁自持，不蓄私财，故居港后经济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８万元支票，陈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陈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与中共合作，抗日反蒋，直至今日都是参政党之一。
陈炯明晚年虽与中共为敌，但-党人20年代在讨伐、谴责陈的同时，并不否定其早年的贡献，也不讳言他实际支持过社会主义运动。如蔡和森在《向导》第８期曾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至于国民党的官方史书，从其党派利益出发，自然要把陈炯明说成是未出娘胎即已大奸大恶。试看其骂陈的开山兼扛鼎之作《陈炯明叛国史》，第一章就是 “陈炯明来路不正”！无中生有地胡扯什么“以牛易马”。该书一口气编造了陈炯明与北军往来的５件“密电”，但无不破绽百出，悖于常理。对此书，公正的学者自有公正的评论：“控告、夸张，张冠李戴之处甚多，使该书降低到几乎不具史料价值的程度。”“讥讽、谩骂、诋毁的文字，几乎是贯通全书。这实在不像一本历史书籍，说它是一本服务于当时-需要宣传资料，似更加合适。”（吴伦霓霞、余炎光：《对评价陈炯明的一些重要史料的剖析》；《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２期）就是这样一本书，以后成了国民党官方史学家“研究”陈炯明的圭臬。加之蒋介石曾在永丰舰上呆了一些时日，为宣传蒋氏“得天下之正”， 也为了配合“*”的需要（陈炯明前期与-党有些联系，见上文），国民党官方史学家不但重印了《陈炯明叛国史》，还做了《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之类的文字来“发扬光大”。本来，昔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诸公为蒋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伪造历史，指鹿为马原是题中应有之义，也算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外人无庸置喙。不过，他们要把一党私定之“案”，冒充天下之公论，并大叫“不许翻案”企图一手遮天，却是 “难矣乎哉”的事情。陈炯明的历史该怎么写，该怎么评价，自有学术规范可遵循，而不会屈从于一党一派的利益。研究者若认真爬梳史料，严格遵从学术规范，多闻阙疑，无征不信，自能得出公允的结论，无所谓“翻”与不“翻”。
《陈炯明集》的出版，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全书共两册，88万字，采用图书、报纸、期刊及其他藏件等文献共88种，将已搜集到的陈炯明论著、文告、函电、演说、谈话、公牍、杂录等概行收入，不加改动删节；除加必要的注释外，未作任何评论。编者在《后记》中说：“编辑本文集，旨在存真求实，提供研究资料，希望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的全貌，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广东史的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更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矛盾性，并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求真理总是艰难的，编辑这本文集也毫不容易。如陈炯明在漳州创办的《闽星》半月刊，今极为希见。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收录了在该刊发表的陈炯明诗文12篇的目录，而《陈炯明集》则收录了13篇。虽然仅仅多出一篇，但编者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却不难想见。 该书校勘下了很大功夫，与时下同类出版物比较，校勘质量应属上乘。当然，标点、订错欠妥、注释不当及误植之处仍有。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文体和用语与今日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一些今天已极少用的成语和其他语汇，如不够了解，即易出错。此虽白壁微玷，但仍有注意之必要。
该书收集资料，已相当齐备，惟就笔者所见，以后如出续集或再版，尚有一些资料可供选录或参考。首先，有部分文献该书已采用，但有关内容未全部录入。如长沙《大公报》，是当时粤、港以外报道广东新闻最多的报纸之一。仅1917年，就有引用陈炯明电文、谈话的报导多起，而该书采用该报资料极少，且限于1922年。香港《华字日报》，该书采用甚多，但1924年12月１日所载陈炯明演说词，则未录入。1922年６月18日《顺天时报》载陈炯明劝解诸将勿与孙中山冲突之言，亦未录入。《有关陈炯明资料》中，《哭亡友陈君竞存》、《陈竟存为中国致公党首领》、《吴稚老与陈竟存之交谊》、《定威将军陈公竞存事略》诸篇，分别载有陈炯明与廖仲悄及日本人的谈话，陈所提倡的“中国社会主义”和制订的致公党“建国纲领”，陈挽孙中山联，陈制订的致公党“三建主义”等内容，对了解陈晚年思想颇为重要，以后可考虑补人。其次，还有一些陈炯明的书信、言论散见于回忆录和其他著述中。如《广州文史资料》第11辑所载冯秋雪《中华革命党澳门讨龙活动杂忆》，收录了陈炯明致陈卓平函全文，及陈炯明在与朱执信会商合作讨龙时的言论；《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所载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军队》及凛之《关于陈炯明的二三事》均记录了陈炯明劝止叶举发难函件的内容；《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记录了陈炯明对马林表示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建立民主政府和社会主义党，要求派代表到苏俄，同意在广州建立-国际办事处，希望在苏俄军事顾问帮助下改组军队等言论；《广州文史资料》第９辑所载张云史《陈炯明谋再起及其他》记载陈炯明1930年致信冯玉祥的内容及自述拒写“悔过书”的原因；《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初稿》记录了陈炯明一生各个时期的言论，此稿大陆上虽不易寻得，但康白石《陈炯明传》转引了一部份。上述资料虽较零碎，然颇重要。此外，《陈炯明集》所收1912年１月８日致英、美总领事函，系由英文回译，《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录有中文原文，更为准确。
《陈炯明集》没有收录《陈炯明叛国史》所载陈炯明致陈光远的所谓“密电”，具见编者的卓识。不过，集内所收1925年９月20陈炯明致熊克武函，与此“密电” 一样，都只是国民党方面的自说自话，来源可疑。从现存资料分析，所谓“熊克武勾结陈炯明谋叛”，极可能只是蒋介石诛锄异己的惯用手法，故此函之真实性同样可疑。在收录时加以必要的说明，较为慎重。■ [ Last edited by yougu on 2003-12-16 at 2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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