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局之间的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儿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掉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带刚。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那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到三0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1975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已越来越感觉自己病势加重，以至于一次在北京医院见到自己当年的保健护士郑淑芸时，竟脱口问道：“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多少天？”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不仅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对小平同志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据高振普同志回忆，总理叫他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有邓颖超和他两个人。高振普帮助周恩来坐稳后，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周恩来坐好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周恩来颤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纸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写字。邓颖超见他写字很费劲，还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对他说：“恩来，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可能考虑到事关重大，坚持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当时高振普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一边用手稳住周恩来，一边看着他写。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向毛泽东提议，仍让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高振普同志说，总理虽没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当时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紧接在毛泽东之后、王洪文之上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写好这封信之后，嘱邓颖超转送。邓颖超将信上报后，还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但是，这封周恩来重病期间写下的诤言建议后来却没有任何音讯。

　　(据《党史博采》2004年第9期秦九凤高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