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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婚恋五:周总理的两次爱情【配图】

    年7月,四人一起获释。这段时间的张若名与周恩来,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坦诚的朋友,她把自己的私人日记都交给了周恩来。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追叙了1919年“五四”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他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1922年6月,张若名与郭隆真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党(后改为“旅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在“少共”内负责宣传,张若名经常担任主讲人。并撰写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转折。张若名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列宁追悼会,在会上慷慨陈词,暴露了身份,遭到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捕,险些被驱逐出境。她并不惧怕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但她渴望继续求学,渴望读书、研究,渴望在安宁的生活里完成学业。
    而此时的周恩来正日夜奔走于法国、英国、德国之间从事党的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求的安宁的留学生涯距离越来越远。
    在一个绵绵的雨夜,她送周恩来踏上归国的行程,两人都明白,此番别离,相见已是遥遥无期。送走最亲密的战友后,张若名宣布退出少共。22岁的张若名,终于放弃了她少女时代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同时也意味着与相处了5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分道扬镳。
    1928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法国里昂郊外中法大学的女生宿舍,突然来了位访客。此时的张若名,为了潜心读书,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隐居在大学里已三年之久,她想不出还会有谁能找到这里。她带着迷惑走进会客室,陌生人摘下墨镜,张若名看到了那双无比熟悉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周恩来!心情激荡,两人一时相对无言。
    周恩来刚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专程赶到里昂探望张若名。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做可信赖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党的秘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1931年1月,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教授的张若名回到了阔别了八年的祖国。此时,她已是留法博士、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学者杨堃的妻子。在此后的13年里,张若名一直在中法大学执教,讲授法国文学史、心理学。十几年里,她忠实地信守对周恩来的承诺——绝不泄露党的秘密。她从不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谈起过去,更不过问-,拒绝参加一切-活动与党派,专心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中法文化的交流。这期间,她用法文大量地翻译了中国名著,尤其是现代作家鲁迅与郁达夫的作品,最早把他们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应云南大学邀请,张若名随丈夫举家迁到昆明,杨堃任社会学系主任,她执教于中文系,仍讲授法国文学。
    1955年4月,在昆明郑庄一个宽敞的会客厅里,分别了整整27年的周恩来和张若名再次相见。27年前,里昂大学校园里那位美丽窈窕的女留学生,现在已是双鬓斑白的学者。27年前的那位年轻的-党领袖已是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将去参加万隆会议,途经昆明,特意提出与故人相见。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会客厅,他握住张若名的手,感慨地说:“多年未见了。”接着,又代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等大家坐在一起,谈起1922年张若名在法国入党的事,总理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愣在一旁,却无言以对。到后来,-运动一个又一个,各种冲击接踵而至,张若名才明白了总理的一片苦心,退团的责任要比-小得多——总理是为了保护她!
    1955年后,一系列的-运动开始。在教学、研究领域里运用自如的张若名却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悲剧。每次-运动来临,她都积极热忱地投入,但最终反而被运动所吞没。她不仅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且把大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给组织,认为儿子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因为这些信,她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被打成-,送去劳动教养,21年后才恢复自由。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被指责为不齿的叛徒。1958年6月18日上午,中文系召开批判会,要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她想不通。当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批判还要继续升温,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辩,更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1980年,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结束了21年的劳教生涯,恢复了自由后,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给母亲平反,邓颖超给云南大学写了信。随后,张若名被彻底平反,并肯定了她在爱国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附:张若名简介

    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张若名

    张若名(1902一1958) 女,字砚庄,化名一峰,“五四”运动时期的天津学生领袖,觉悟社创建人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旅法少共党员,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法国文学博士。1948年至1958年期间任云南大学教授。
    1902年2月23日,张若名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的富裕人家。1916年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任该会评议部部长,组织妇女投入爱国民主运动。6月,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任庶务科干事,并作为天津代表,奔走于平、津之间,进行宣传、联络、支援、营救、请愿等工作。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2月,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在《觉悟》期刊上发表“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有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1920年初,天津数万爱国群众在抗议日本人在福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的集会及抵制日货活动中,20多名请愿代表被捕,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被封。1月29日,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4人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50多人受伤。被捕的代表,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张若名记述狱中斗争生活的日记,出狱后被周恩来编入他所写的《警厅拘留记》一书(1920年《新民意报》刊载),1926年出版。经过半年的斗争, 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
    出狱后,张若名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和爱国律师刘崇佑的资助下,于1920年11月,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她一面学习法文,一面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进行社会调查并撰写文章。她学习和运用法语的能力令老师和同学叹服,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 1922年上半年,张若名加入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为首的旅法中国少年-党,化名一峰,任支部执行委员,她以在一家云母片厂做工为掩护,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少共内研讨、宣讲和交流,她撰写的《帝国主义浅说》一文,与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的文章收入《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于1924年在国内出版。另与任弼时合著《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1924年1月,张若名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法共里昂支部召开的列宁追悼大会,以后,多次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
    她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经常受到打击与刁难,革命工作难以进行的情况下,她提出-申请,下半年获准。这是发生在她22岁时的人生转折。 1924年,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里昂大学学习。1927年10月考入里昂中法大学获资助。1928年2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接着,继续在该校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著名心理学者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30年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的纪德在致张若名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张若名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称张若名是纪德的伯乐。
    张若名-后,周恩来曾于1930年春天,去莫斯科开会,取道法国里昂与其会面交谈别后经历,周表示要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张会意而严守革命机密终生。1930年夏,她与河北同乡留学里昂大学的杨堃博士结婚。同年底,夫妻经德国、苏联返回祖国。 1931年初,张若名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等课程,并著文《关于安德烈•纪德》(载《法国水星》杂志,1935年)、《佛朗西斯•若姆》(载《中法大学月刊》,1935)。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做事,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纪德的介绍》(载《新思潮》,1946)、《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载《新思潮》,1946)、《漫谈小说创作》(《文艺先锋》,1948),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译成法语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堃接受熊庆来校长之邀,到云南大学执教,张任中文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同时在外语系讲授法语课程。云南解放后,她建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担任室主任。她在云大执教10年,严谨治学,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总是给予真诚而谦和的教诲。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前往印尼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径昆明作短暂逗留时,召见了张若名、杨堃夫妇。周总理代邓颖超向张若名间好,并互敬问候和鼓励。五个小时的亲切会面与交谈,使她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在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云南大学学报》 1956)、《试论文学中型典性的创作过程》(云南大学《人文科学》,1957)两篇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张若名积极投身各项-运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争取重新加入中国-党。1958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负荷,6月18日自沉于盘龙江中,享年56岁。
    在邓颖超同志的过问下,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并向家属赔礼道歉。1980年,云南大学党委为其彻底平反。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4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张若名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第一位法国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若名主要法语著作: 1)《纪德的态度》(中文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96年 L'Attitude D'Andre Gide 北平中法大学丛书之一 1931年 2)《关于安德烈•纪德》(Sur Andre Gide) Le Mercure de France 1935 3)《佛朗西斯•若姆》(Francis Jammmes) 中法大学月刊第9卷1 期 1936 4)《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兰波》 中法大学月刊第11卷4、5期合刊 1937 5)《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La Vie De L'Enfant En Chine) 北平法文(L'Ami)月刊第3卷4期 1939年 6)《法语直陈时态的用法》(L'Emploi Des Temps L'Indicatif En Francais ) 《法文研究》杂志 1939—1940年连载 7)《纪德的介绍》 北平《新思潮》月刊1卷4期


    完美姻缘:邓颖超

    邓颖超之父邓庭忠是河南省信阳人,1902年续娶杨氏来抚养前妻遗下的三个儿子,时年25岁的杨振德就是邓颖超的母亲。邓庭忠任南宁总兵(一说为县令),而杨振德通医术,常为当地官眷及百姓诊治。
    1904年邓颖超出生,取名玉爱,学名文淑。重男轻女的邓庭忠想将玉爱送给别人,杨氏持刀抗争,得保独女在身边。1907年,邓庭忠获罪解职,发配新疆充军,1910年暴毙西域,客死异乡。
    杨氏携幼女四处求职,曾在广州、上海行医,又在天津育婴堂、戒烟所任职。民国初年,杨氏到北京平民学校执教,其间曾任袁世凯家庭教师,为营救革命党人陈翼龙奔走。
    杨氏节衣缩食,供文淑报考天津第一师范学校,文淑虚报两岁得以考入。邓颖超儿时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受母亲的影响很大。父亲曾令文淑缠足,母亲极力反对,声称宁愿不要官宦女婿,也不叫女儿受缠足之苦。邓颖超少年时读书用功过度患了肺结核病,幸得母亲精心照料,每天织毛衣至深夜,赚取家用。自强自立的母亲给邓颖超树立新时代妇女的榜样。
    “五四”运动爆发时,十五六岁的邓颖超任“天津女子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长,结识了周恩来,当时只是一般同志交情。周赴欧留学三年中,与邓鱼雁传情,直至周恩来在信中求爱。邓母一向力主婚姻自由,默许爱女接受周恩来的求婚。

    1924年周恩来回国,在广州革命政府任要职。邓颖超在天津被北洋政府通缉,中共遂要邓南下广州。1925年(一说1926年)8月,两人准备结婚,周恩来身兼国共军政要职,既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部主任、黄埔军校-部主任,又是中共两广区委员长、军事部长,一时无暇分身到车站接邓颖超,就派秘书陈赓(后任-大将)持照片去接。陈赓拿着6年前邓颖超16岁的照片,根本没能认出人来,还是邓颖超自己走到周公馆参加婚礼。一班黄埔老同学抓住陈赓,罚他给邓颖超磕头赔礼。新娘大方地向宾客介绍恋爱史,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天津“觉悟社”,周邓二人都是发起社员,邓是一号,化名“逸豪”,周是五号,化名“伍豪”。他们常在一起演出文明戏(即话剧),如《木兰从军》、《亡国恨》等,周恩来专演女角,而邓则反串男角,也算打破不准男女同台演戏的老规矩。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周恩来在上海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邓颖超因临产留在广州。“四一五”事变当天,邓母带着颖超化名入住一家私人产院。在国共浴血搏斗关头,邓颖超难产,九磅重的男婴也死亡,幸好主治医生是基督教修女,出于人道收藏邓氏,逃过搜捕。
    中共派陈铁军送邓氏母女乘船去上海,她们化装到沪后,即登广告启事:“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伍豪见报后希速到旅馆接妻。”周恩来每天等报上启事,见讯即派人接邓氏母女安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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