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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评价新论

    密,而用维新六君子的血染红了卑鄙的翎顶;二是说他竟然答允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惜以拱手卖国而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三是说他身为清朝重臣而背叛清朝当上民国大总统在先,旋又身为民国大总统而背叛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在后。这些惊心动魄的高难度-大动作,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书中通过对翔实确凿的第一手史料的耐心细致的条分缕析,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读。“长期以来,时人和后人,史籍和文学作品一致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通过对《戊戌纪略》的分析,可以明确袁世凯的确告密了,但戊戌政变却不起于他的告密,“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加深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而且“袁对自己告密必将祸连光绪帝而十分惶恐,并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同时乞求荣禄设法保全光绪帝。这应该是当时袁世凯的实际心态的流露”。书中还详述了袁世凯指挥二十一条谈判的过程,应对的方针和谈判的原则,披露了若干袁氏手批条文及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答复,“不待国人称二十一条为国耻,称之为奇耻大辱的,就是袁世凯自己。内心可以概见他的挣扎与无奈”。袁氏称帝前后其周围人(亲人、朋友、部下)的态度、反映,称帝时的社会背景,都以史笔叙述,最后点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是共和国以来,-领袖们谋求建立新权威的第一次尝试。其民意的制造,运作的手段等等,都显得十分幼稚和粗糙,更缺乏哲理的驾驭,尤其是袁世凯在这个-体制的变动中毫不掩饰的个人私欲的膨胀,所以,遭到全国上下各种-力量的一致反对,不堪一击就败下阵来。”书中将袁世凯回放到特定的近代中国历史背景下予以考量,并吸纳借鉴中国近代史学术界的大批相关成果,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辨与实证出发,对社会上流行的某些关于袁世凯的,虽具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但却无史实可证的野史稗乘、小说家言及民间传说,乃至众多史籍也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和以讹传讹的很多说法,都予以逐条澄清,还原了袁世凯的本来历史面目,辨白了后人对袁世凯的一些历史误会,引领读者走进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图阵。如,关于庚子辛丑之际继李鸿章擢升直隶总督是否“李氏遗折”之荐、“回籍养疴”择居彰德之本意、洹上蛰居期间究竟有无秘密“电台”之设、戊戌政变是否“告密”之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出山之“八大条件”等,骆先生都诚秉“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的唯物史观,采录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详加推敲斟酌,使读者拨开迷雾而洞见信史真相。正如该书封面所言:“袁世凯其人,人们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说并不一定全是事实。”
       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中,如果对历史人物好者好之、恶者恶之,褒之则谓其功高盖世,贬之则谓其罪恶滔天,就容易偏离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轨道。骆先生以历史学家特有的理性,并未仅仅以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惟一尺度,而是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袁世凯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他毕竟也算是近代中国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思想相对开明的重要人物,他“的确有伟人的实力,也做了许多事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如果把“向西方学习”作为“先进中国人”的标准,那么,袁世凯在这方面的确有历历可数的重大作为: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与徐世昌和段祺瑞等编就了迄今仍被军事学研究权威部门取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的两部兵书——《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详晰图说》;领衔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开矿设厂办公司,大兴实业,发展经济,遭谴归隐之后尚有“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之名言,北京之有“自来水”亦自袁世凯倡导始……举凡种种,书中虽囿于篇幅,语焉不详,点到为止,然也概不讳言,注意让历史事实说话,通过这些无法抹煞的重大历史事实,为袁世凯给出了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上应有的坐标定位。
       还原历史事实,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但是,还应在恢复历史本来场景的基础之上,点化出历史的规律性韵味。骆先生在选取扎实资料的基础上,以开明通达的史观为指归,对袁世凯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精细的品鉴点评,并凭借丰富的学养和洞明的学识,在笔端流露出来了非同流俗的真知灼见。如,“人治的社会传统,让史学过分张扬了维护道义和喻世的作用,对反面的人物及其所为之事,大都往往仅从其道德品质去追索,甚至有意无意之中,为揭其丑而夸大其恶。在鬼化其面貌之同时,却又神化了其能量。袁世凯可谓典型一例”。又如,在晚清民初,“中国的命运历史大转折,个人前程的大洗牌,动员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精英投身到各派-力量中来。在那么多社会精英中,袁世凯冒出头来,并为这些社会精英们所认可,绝不是权术所能解释的。这不仅是为袁世凯说好话,更是为了不亵渎那些为中国进步而奋斗的精英们”。这些金声玉振之言,的确震撼人心,展示了历史学特有的智慧魅力。
       认知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伴随历史的动态旋律与节奏,攫取历史的真谛与智慧,是中外广大读者之所最愿。近年来,源于历史实相并能画龙点睛的文本读物大行其道,热销天下,盖由此也。历史,决不应该仅仅是史学家们象牙塔内的青灯黄卷。要让广大的社会读者,通过了解某一重要历史人物来管窥蠡测历史的整体风貌,实有赖于此类学有专攻者所著的历史读物。
       当然,对袁世凯本身,及其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转型诸问题,海内外史学界仍在更深入地学术研究之中,决非这样一本史料与评点加起来总共仅28万字的书所能承担。读者阅读这本书而对袁世凯研究有兴趣的话,那么,除了查阅中外史学界已有的相关学术论著,并有待骆宝善先生主编的《袁世凯全集》飨世之外,还不妨与国际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互相参看比照。骆著长于以小见大之实证,如牖中望月,在考量推勘中凝敛点化真知;唐著长于由大聚小之傥论,似飞鹰鸟瞰,于放言纵论中挥洒汪洋宏识,二者虽各有千秋,但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不乏英雄所见略同之妙处。就此,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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