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在治史者过多意识形态成见的描绘下，面貌狰狞，一无是处。历史学者唐德刚就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极端化袁世凯，显然非史学界之幸。唐德刚想给袁世凯这个遗臭百年的人物以“同情之理解”，他的努力体现在《袁氏当国》这本书中。在唐德刚笔下，称帝的袁世凯仍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但他同时认为，袁是“近代社会*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

　　其实，在《袁氏当国》成书的1998年之前，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并非没有。就我的视野所及，《剑桥中华民国史》就没有把袁世凯描述得一团漆黑，书中称“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而作为总统的袁世凯，“虽然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的观点引起的。”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对袁世凯的同情理解，并不妨碍唐德刚作出如下判断：袁世凯只是一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在对袁世凯的评价上，唐德刚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一涉及到孙中山等人，这种自控能力就付诸东洋，诸如“伟大”这样的滥情词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