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职大总统后，未经法定程序就颁布了大赦令，唐德刚认为，这是袁“以小人之心，做流氓之行”，而孙中山不予计较的行为则体现了“大-家的风度”。《袁氏当国》更进一步发挥道：这只是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细微人品中见之。

　　唐德刚在这里表扬了一下自己的见微知著。不过，让我纳闷的是，对孙中山等人的类似行为，为何不做同样解读呢？实际上，对程序的不遵守，在民国成立那一天就开始了。前些天，读康国雄《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书末附有康心如回忆他的哥哥康心孚的文章，其中说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康心孚任总统府秘书。在议定定都案时，康心孚提出的建议定都北京提案，顺利通过，但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北京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所以应定都南京。康心孚以“革命方初步成功，就蔑视三权独立，将来如何建国”为由力辩，但最终定都北京的提案还是被撤销了。

　　唐德刚并非不知此类史实，他只是受制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偏执。在《袁氏当国》中，他还提到孙中山被陈炯明赶上永丰军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普通炮手尚知尊重无辜平民生命，而这种人性的光芒在孙中山那里我们无法看到，但唐德刚也只是轻飘飘一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带过。

　　唐德刚自己陷入“左手打右手”的悖论中去，在这本杂文体的历史著作中，他未能保持自己价值判断的一贯性，在试图客观评价袁世凯的同时，他也仍然避免不了对某些历史人物主观上的意识形态神化。治史之难，由此可见。

　　《袁氏当国》 唐德刚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版 定价：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