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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报人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三大冤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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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和社会学都喜欢运用“刺激理论”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其原理简单明了：芸芸众生受到外界刺激，必定会或快或慢做出或强或弱的反应，先起的反应极有可能转变为后续的刺激，彼此推波助澜，呈现出链式的、互逆的、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道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若将这句名言算作“刺激理论”的
初始版本，应该没有大错。一个人遇到龌龊事，遇到阴暗事，遇到破坏公道、公理、公意、公德的事情，其鸣不在口头则在笔下，不在笔下则在心中，除非他是全然不顾及是非曲直的流氓、无赖和强梁。在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国家，不平则鸣极其危险，民国时期，林白水仗义执言，闻一多拍案而起，前者被宪兵处决，后者被特务暗杀，皆为显例。
李敖在其杂文《“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中做过精辟的分析：人民对于政府所抱持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形很难成立，真相应该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也有破绽，更正确的讲法应该是“老百姓反正没有活路，与其温驯地死去，还不如发泄怒气而死”。二是“不敢怒而敢言”，也就是中国古代臣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谏诤”，他们确实讲真话，但讲真话时态度务求平和，不敢挟带任何过激的情绪。由于地位相差悬殊，臣子与皇帝不平等，一个在地，一个在天，一个是龙，一个是虫，臣子只能俯首下心地争取，拐弯抹角地规劝，绝对不敢怒火中烧，吹胡子瞪眼睛。三是“敢怒而又敢言”，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我的地位和你平等。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得对不对”。“敢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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