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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报人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三大冤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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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赔笑脸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专制政体犹如高压电网，一个人受其拘囿，要做敢怒而又敢言的现代国民，绝大多数时候须得拼却头颅、豁出性命才行！
民国初期，有一位异常强悍的报人与林白水声名相埒，遭遇相当，他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886年10月11日，他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原名镜清，又名振清，字飘萍。邵飘萍五岁入私塾念书，十四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三年间，邵飘萍大量涉猎到当时在知识界激荡风气、鼓舞人心的《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眼界豁然大开。梁启超的文章洋洋洒洒，笔端常带感情，章太炎的文章比手术刀更锋利，嬉笑怒骂，痛快淋漓。邵飘萍沉迷其中，如痴如醉，令他特别感奋的是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其后，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鳞，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学子写过一封短信。
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做一位“第三者”，独立不羁地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那支如椽健笔表达正当的民意，使强势强权的政府也要老老实实地俯首听命。站在邵飘萍对立面的敌手个个堪称巨无霸，他们是乱世中恣意妄为的大军阀、大党棍、大流氓，要让这些最不乐意遵守游戏规则的强梁之辈向正气凛然的文字屈服，邵飘萍可说是自不量力。然而，世间真正的勇士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超级痴子，他去了，他做了，他死了，世间因此多出一道鲜明瑰丽的血色风景，众人惟有钦佩、崇敬和扼腕叹息。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如是说。民主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必须乖乖地接受报刊的监督，尽管他们时时刻刻都会感觉身后有眼，芒刺在背，但是万万不敢忽略民意，藐视民意，更不敢弹压民意，否则执政党就会有垮台倒灶的危险。专制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以鱼肉百姓为能事，以逃脱监督为常事，以践踏民意为乐事，总喜欢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种种-压制舆论。邵飘萍身处乱世，大盗盗国，大贼贼民，现实环境恶劣之极，他要在虎穴狼窝中专讲人话，为正当的民意争取一席之地，其境遇之凶险可想而知。
邵飘萍为人干练机警，遇事明决果断，作为新闻记者，其贴身紧逼的能力堪称一流。京城大官差不多个个都是世故圆滑的老油条，与记者周旋，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算被逮个正着，不是守口如瓶，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人不得要领。邵飘萍却有本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对方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谈则露底穿帮。他抢到独家新闻是常事，同行们惟有瞠乎其后，自愧不如。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迈，长于辞令，乐于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说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店宴请各界名流，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即便如此，邵飘萍仍然结下许多冤家。小冤家不计其数，大冤家就有三位，个个都是-如麻不闻声的超级魔头。邵飘萍若非巨胆包天，又怎敢跺虎尾，批龙鳞，开罪这些超级猛人？
一
窃国大盗袁世凯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一位大冤家。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复，同盟会会员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此前，他读过邵飘萍采写的地方通讯，欣赏这位年轻人所具有的极其出众的新闻嗅觉和犀利笔锋。杭、邵
二人一见如故，同气相求，邵飘萍欣然出任《汉民日报》的主笔。杭州光复后仅十一天，《汉民日报》即与读者见面，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人道和民权，二者本该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可在袁世凯眼中，却只不过是两块无足轻重的擦脚布。
1912年春，杭辛斋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遂由邵飘萍独力撑持，同时他还是《申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可谓一身而三任。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他比同时代人更冷静更明智，自一开始就未对坐拥重兵、执掌大权的袁世凯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戳穿了那位盖世奸雄深藏未露的心机：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邵飘萍燃犀烛怪，看出袁世凯一身贼骨头，其狡黠阴狠近世无人能出其右。因缘际会，袁世凯当上了总统，可是其志不在此而在彼，他做梦都想当皇帝。“袁贼不死，大乱不止”正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近现代版本，在当时，这八个字先知先觉，可谓振聋发聩。其后，邵飘萍的时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孙中山与袁世凯私相转让总统一职的举动实属荒谬绝伦，违背约法：
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邵飘萍对南方革命党人的软弱可欺、麻痹大意和短视浅见深感忧虑，他早就看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邵飘萍的预言应验如神，可惜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没有及时吸纳他的智慧。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认定此案决不简单，“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张扬民主自由，抨击贪官暴政，无丝毫隐忍退让。及至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参与叛逆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被捕系狱。“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他这话不用咬牙切齿去说，已是掷地作金石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在邵飘萍的自述中却只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邵飘萍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度挤压，他只好前往日本暂避，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和-。他积习难改，仍然满怀热情和兴趣，为国内的报章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极其苛刻极其蛮横企图兵不血刃即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看出事态严重，立刻给《申报》拍发电文，揭露内幕。
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天下，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上海新闻界决定联合对抗袁氏集团。可是群龙无首，尚缺一位先锋大将，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错过这种难得一遇的大场面，他束装返沪，征尘未洗，便捉笔为文，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
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八十二字，“极”字五现其身，由“登极”至于“极刑”，邵飘萍故意暗换“极“字的词义，一举将袁世凯的红喜事颠覆为白喜事。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称誉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丝毫不算谬赞。那些拥护民主共和的读者看过这则短文，自然是大呼解恨，大叫过瘾。
邵飘萍在上海《申报》主持笔政，专拿袁世凯说事，袁氏一日不死，中国一日无救，他的时评烧起冲天猛火，袁氏的金身也有点抵抗不住。《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这些文章拳拳吃肉，招招见血，令袁门走狗恨之入骨。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他驰骋在反袁倒袁的最前线，鲁阳挥戈，重造共和，堪称急先锋。邵飘萍的名字因此为各界读者所熟稔，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非他莫属。
二
铁血执政段祺瑞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二位大冤家。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邵飘萍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
“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必从-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靠山，出言竟敢如此高调，他凭仗的既是个人的血气之勇，也是民间舆论的力量。“千夫所指，不病而死。”他太相信这句古话了。
邵飘萍一再强调报馆是“社会公共机关”，记者是“国民舆论代表”，报章是社会公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失却良知、歪曲事实的报纸，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工具。他激赏明代烈士杨继盛(此公劾奸相严嵩十大罪，惨遭虐杀)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将“铁肩妙手”化为“铁肩辣手”，亲笔书写成四个大字，挂在办公室的正墙上，悬为明鉴，时时自勉。
1918年10月，
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当时《京报》初创，业务繁忙，但邵飘萍认定培养新闻人才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周两小时的课，他从未塌场。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邵飘萍如此教导学生，也如此要求自己。
邵飘萍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时，经常在“北京特别通信”中揭露段祺瑞政府各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可谓痛加针砭，毫不留情。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
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忍不住暴跳如雷，差一点就拍烂了紫檀木的书案。当时，他若不是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准定会痛下毒手，给邵飘萍一点颜色看看。
1919年，五四前夜，邵飘萍在北大校园内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大声呼吁：“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京报》为了声援并且在道义上支持五四运动，自然是不吝版面，极为用力。同年8月，段祺瑞的忍耐达到极点，下令查封《京报》，邵飘萍遭到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东瀛。
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回国重振《京报》。他充分吸收日本《朝日新闻》社的先进经验，结合《京报》实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报馆的内部组织、编辑方法、新闻搜集、栏目、体裁、版式等加以革新。复刊后的《京报》每日两大张，新闻丰富快捷，议论鞭辟入里。《京报》既重视外交、-、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也利用社会力量，编辑多种副刊，团结了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一大批正直敢为的进步学者。
1923年4月18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辛辣嘲讽议员和官僚蛇鼠一窝、贿赂公行的文章，题目叫《议员多变财政官》，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是出自邵飘萍的手笔：
犹忆去年陶文泉强奸儿媳，其媳妇呈文中述陶强奸时言，曰：“不要生气，多给钱花！”此名言也。今日-中人，能免为陶媳者有几？
尤甚者为议员诸公，现于命令中屡屡发表，阁议中屡屡决定者，窃议皆陶媳也。昨日之阁议，又有一个重庆关监督余绍琴先生产出矣。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昨日我问张敬舆，保定对于国会怎样？张半晌答曰：“对于国会的机关，当然是很尊重的……”请议员诸公为敬舆下一转语。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多给钱花！”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会后，以万名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前往执政府东门和平请愿。他们做梦都没有料想到，段祺瑞竟命令卫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兽性大发的军警除了开枪，还挥舞铁棍、马刀肆意逞凶。顷刻间，执政府门前腥风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的惊世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阴风凄凄的北京沦为鬼城，清华、师大等校园的大礼堂差不多变成了陈尸的太平间，师生臂挂黑纱，脸上尽是哀戚而且愤怒的表情。3月23日，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追悼会，一方面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难者，一方面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为残暴的践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杀。追悼会即将开始，大会主席尚未确定，毕竟当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但大义所激，勇敢者总是有的，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陈毅挺身而出，昂然登上主席台。他疾言厉色声讨段祺瑞政府祸国殃民的暴行，全场为之震动。陈毅讲完之后，一时间无人发言，会场呈现出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时，《京报》社长邵飘萍青衣马褂，轩然阔步走上讲台。他的声音不大，语气也相当平和，但讲话内容充满了火力，仿佛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枪，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谴责-者的文章，披露屠杀内幕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刊登。在一系列时评和社论中，邵飘萍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段祺瑞为祸首，将唾沫直接吐到他的脸上，使那位下令开枪的段执政无地自容。及至3月底，《京报》重拳出击，印制了三十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冲破铁幕，反抗专制，启蒙民众。在当年，《京报》是冲锋团，邵飘萍是霹雳火。难怪冯玉祥将军曾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还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鬼域当道，世事多半是荒谬的。段氏执政府一日不倒，民愤便一日难平，罪魁段祺瑞一日尸位，正气便一日难伸。-犯脱罪，而谴责-者反而上了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京报》总编辑邵振青，正直敢言的报界、学界名人几乎一个也不漏。
三
东北大王张作霖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三位大冤家，也是他的生死冤家。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是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此人土匪出生，早年无恶不作，1916年，他膺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从此在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俨
然是雄霸一方的土皇帝。
与其说邵飘萍反感张作霖，还不如说他憎恶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地方军阀。这些猛人拥兵自重，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个个暴虐无常，是一串附赘在国家肌体上难以割去的大毒瘤。邵飘萍在一篇时评中写道：
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此就消极方面言也。惟其如此，故虽拥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数千万金，何莫非东省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图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休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刬除整体地方之障碍，此就积极方面言也。
1918年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寥寥数笔，邵飘萍即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八年后被杀害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邵飘萍做过一件大事，他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4日宣布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二将军的新闻、评论。这件“挖墙脚”的事令张作霖切齿痛恨，难以释怀。及至12月7日，一大张两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满满当当全是最近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的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介绍语，比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甚至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连连失利。张作霖既恨邵飘萍，又怕邵飘萍，一时黔驴技穷，傻人想出蠢办法，居然汇款三十万元公然收买《京报》。邵飘萍又好气、又好笑，当即将银钱悉数退回，使得《京报》上攻击张作霖的火力不见减弱，反而增强。他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我也不要！”张作霖的想法非常简单，你邵飘萍不识相、不买账、不贪财、不要命，可谓软硬不吃，那我张大帅就只好寻机将你活捉-，惟有将你消灭，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翌日遭到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张作霖从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队军纪最差，奸-掳掠，无恶不作，至于封几家报馆，抓几个有赤化嫌疑的书生，又有何难？于是乎白色恐怖笼罩京城。直鲁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共计二十七条，其中特别规定：“宣传-，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邵飘萍当时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北京各界名流闻风而动，全力进行营救。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张少帅并未闪烁其词，而是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代表们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邵飘萍，免除其死罪。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话都已说到这个份上，就是天王老子来求情，估计也是白费口舌。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以为炯戒，此令。
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他昂首面对尚未露出一丝晨曦的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他的笑声才戛然而止。
张作霖、吴佩孚明目张胆地戕害报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邵飘萍死后三个多月，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同样因言贾祸，被张宗昌下令枪杀。“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和林白水被杀害，实属民国两大冤案。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铁犁”副刊的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触犯《出版法》为由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不惜摧残舆论，蹂躏人权。实际上，刘煜生获罪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编发的小说如何反动，而是由于他此前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得罪了顾祝同这位中饱私囊的猛人。同年，还有《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到军方枪杀，新闻界受到强权打压，一时间言路堵塞，万马齐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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