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近来连续刊登了两篇关于民国报人邵飘萍的介绍文章,想到明年就是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八十周年了,心中不免感到些许欣慰。其实,自从邵飘萍1926年牺牲之后,人们对他被张作霖父子杀害的有关议论就不绝于耳,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位新闻记者竟会横遭如此的劫运,也难以理解张作霖父子竟懵懂于杀戮一位代表民意的新闻记者将
会有怎样的损失和高额“成本”的付出(也就在邵飘萍死难的一年之后,北洋军阀最后一支力量的奉军全线败退,1928年6月,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军又退出京城,张作霖也在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人们大概想不到:果然竟是张学良这位赳赳武夫的少帅成全了烈士之名。当然,由此也留下了一个话题:当年的张学良,应该如何评说呢?
话题应该从1926年4月北京的*形势发生遽变说起。自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北洋军阀最后的有生力量直鲁联军和奉军开始加紧进攻国民军。当时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包围之下。就在“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翌日,国民军在前线开始总退却。3月23日,直鲁联军占领天津,随即国民军谋求与直鲁联军和奉军阀妥协,借以保存实力,固守北京。4月1日,奉系军和直鲁联军将领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北京国民军的事宜,决定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3日,奉军派飞机轰炸北京。6日,奉、直、鲁、晋各军联合向北京总攻击。7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分四路进攻北京。15日,直、奉军猛攻北京,鹿钟麟遂下令总退却。此后,国民军开向南口一线。24日,避入东交民巷的邵飘萍被人诱出被捕。随即获悉邵飘萍遭难的汤修慧夫人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采取行动紧急营救邵飘萍。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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