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认定此案决不简单，“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张扬民主自由，抨击贪官暴政，无丝毫隐忍退让。及至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参与叛逆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被捕系狱。
        “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他这话不用咬牙切齿去说，已是掷地作金石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在邵飘萍的自述中却只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民国新闻“头号角斗士”
　　邵飘萍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度挤压，他只好前往日本暂避，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和-。他积习难改，仍然满怀热情和兴趣，为中国国内的报章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极其苛刻极其蛮横企图兵不血刃即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看出事态严重，立刻给《申报》拍发电文，揭露内幕。
　　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天下，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上海新闻界决定联合对抗，可是群龙无首，尚缺一位先锋大将，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错过这种难得一遇的大场面，他束装返沪，征尘未洗，便捉笔为文，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
　　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82字，“极”字五现其身，由“登极”至于“极刑”，邵飘萍故意暗换“极“字的词义，一举将袁世凯的红喜事颠覆为白喜事。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称誉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丝毫不算谬赞。那些拥护民主共和的读者看过这则短文，自然是大呼解恨，大叫过瘾。
　　邵飘萍在上海《申报》主持笔政，专拿袁世凯说事，称袁氏一日不死，中国一日无救。他的时评烧起冲天猛火，袁氏的金身也有点抵抗不住。《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这些文章拳拳吃肉，招招见血，令袁门走狗恨之入骨。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驰骋在反袁倒袁的最前线，“鲁阳挥戈”，重造共和，堪称急先锋。邵飘萍的名字因此为各界读者所熟稔，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