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起初还是举棋不定的,有人主张参战,也有人主张中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决定参加协约国(英、美、法方面),对同盟国(德、意、奥方面)宣战。不过这项决定,还须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枢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当然不会例外。
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项消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是在互相打听“咱们到底是参战还是中立”这个问题。然而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样。
当时有位新闻记者,名字叫邵飘萍,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不但自己办了一份《京报》,而且还兼任上海几家大报的驻京特派员。以采访新闻有独特的手段闻名。无论什么机密的消息。他都有办法打听出来。可是为了采访这条新闻,他却碰了不知多少次壁。他坐着自用汽车连国务院的大门都进不去。
后来他终于想出了办法,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坐上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禀一下。传达长说:“您老不要难为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对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都不见客。”
这时邵飘萍掏出了一千块钱,数出了五百元递给了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我。那我再送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一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不是白得五百元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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