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一生中最喜欢的胸针就是当时的中国空军-。

美国女作家尤恩森曾表示，蒋介石之所以让宋美龄出面主持“摇篮时期”的空军工作，主要因为国民政府需要花大笔款项购买战斗机，但蒋介石不知道他那批贪污成性的幕僚中，究竟谁能担起这一重任。他只知道妻子可以信赖。于是，宋美龄在1937年出任当时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秘书长职务。蒋介石旋即改组空军，由宋子文接替宋美龄任秘书长，空军由钱大钧实际负责。不过，宋美龄始终对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和作战都掌握大权。一些国民党官员当时便把她看作是“空军之母”。

1938年4月28日，“4·29空战”前一天，日机偷袭武汉王家墩军用机场，炸毁2架苏联轰炸机。当晚，蒋介石、宋美龄，及毛邦初、钱大钧等空军军官，对驻汉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全体飞行员进行了训话。

据空军英雄陈怀民的侄子陈德撰写的《抗日英雄陈怀民家族沉浮录》称，宋美龄在蒋介石训完话后发言。她说，日军的轰炸暴露了我们空军在预防和反应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空军就不起作用了。

原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董叔鹏回忆，蒋介石、宋美龄的训话给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的刺激很大，大家从会议室出来时，心情十分沉重，个个默默无语。

第二天，震惊中外的“4·29空战”打响，中国空军给予日机沉重的打击。

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派徐焕升、佟彦博驾机去日本本土空投传单。两架飞机顺利完成任务后安全返航。消息传来，正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的宋美龄很高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宋美龄都把国民党空军称为“我的空军”。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曾评价，宋美龄推动了中国民航的发展。他认为，宋美龄利用她的特殊身份，第一次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几大城市，开通了民用航空线路。

67年前的“希望工程”

1938年3月10日的《新华日报》刊发了这样一则启事：

蒋夫人（宋美龄）、冯夫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等鉴于抗战时期儿童所受损害甚重，特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经二月余之努力，刻已筹备就绪。兹定于今日（十日）下午三时在汉口界限路圣罗以女子中学（现武汉市江岸区合作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开成立大会，届时除蒋夫人亲自莅会指导外，并请各机关团体学校及新闻界莅会指导，届时当有一番盛况。

其实，抗战一开始，社会各界就极其关注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各方有识之士，纷纷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宋美龄曾在《妇女生活》上撰文倡议救济难童。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

北京女作家周惠的《母亲行动》（与其父周献明合著）一书记载，尽管宋美龄不是保育会最早的发起人，但她在其中起到的实际作用非常大。

在保育会筹建过程中，中共妇女干部邓颖超、刘清扬等人积极参与并出谋划策，推动和促进了这一组织的顺利建立。正是由于当时各种-潮流错综复杂，为免受敌对势力和特务的破坏，在邓颖超和史良等人的邀请下，宋美龄出面主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

八年抗战中，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20多个分会、53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保育了3万多名难童。

在宋美龄影响下，蒋介石也在1938年3月26日的《大公报》上公令：“确切调查难民中之孤儿，设法移送后方安顿。”

保育会还在汉口设立了武汉第一临时儿童保育院（原址在今江岸区一元路小学）。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以前，战时儿童保育会共抢救运送28批、1.5万余名儿童到四川。

周惠查阅史料发现，1938年3月10日至4月12日期间的保育会捐款名单显示，宋美龄同时负担着2459名难童的生活费。

对于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郭沫若在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有过这样的评价：“就我们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在认真地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就是战时儿童保育会……”

发动妇女实干为国

1938年5月，宋美龄准备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抗日救国问题。在商量邀请名单时，宋美龄明确表示，谈话会不要太浓的-派别色彩，最好多请学术、文化界人士。

她致开幕词时说：“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她希望全国妇女工作互相联系，“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统一步调，共同前进”。

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简称“妇指会”。二是通过了一个《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作为今后妇女运动遵循的共同纲领。

历时5天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发表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宋美龄是“妇指会”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各项日常工作。她不断出入于保育院、妇女干训班、伤兵医院、寒衣缝制所和疏散女工的收容所，指导着武汉及大后方的工作。

宋美龄还主持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自任总会长，以娇柔之躯奔赴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阵地，鼓舞士气。张治中之女张素我回忆，“蒋伯母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带去了最急需的武器-和补给……”

原省妇联巡视员刘萍曾在战时儿童保育院见过宋美龄。她在接受晨报采访时说：“她常带着糖果、饼干到保育院。那时，她穿着非常朴素，对儿童们的吃、穿、住非常关心。”

日军枪弹下五次遇险

武汉会战期间，由于我空军接连在“2·18空战”、“4·29空战”和“5·31空战”中给日空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只能依靠小规模偷袭的方式空袭武汉。

除了武汉的重要军事、工业、民用等目标外，身在武汉的各类重要人物也在空袭名单之列。《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记载，宋美龄险些在一次空袭中遇难。

1938年7月23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正在武昌的“军事委员会”（现湖北教育学院内）大楼内办公，也许是日军得到关于他们二人行踪的情报，忽然发动机群空袭武昌。

日机对着“军委会”大楼反复投弹、扫射，此时的蒋介石夫妇在几个卫士掩护下躲进了楼下的防空壕。

突然，一枚重磅炸弹落在防空壕附近。随着一声巨响，几人全部倒下。由于有卫士掩护，蒋介石夫妇都没有受伤，但宋美龄还是被震昏过去，几分钟后才醒过来。而掩护他们的3个卫士全部牺牲了。

同期《文史月刊》还详细记载了宋美龄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另外4次惊险遭遇：

1938年6月，日军进攻河南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在国民党第28军军长桂永清的阵地前沿，宋美龄突遭敌人火炮袭击，险些受伤。

1938年7月初，宋美龄在湖北黄梅县前线劳军后返回，途中被日侦察机发现，遭到袭击，其座车被毁，本人多处受伤。

1938年9月，71军军长宋希濂率部在河南抗守富重山，阻止日军西犯。宋美龄到其部下——旅长沈芝生、张绍勋的战壕慰问官兵时，突遭日军新一轮进攻，幸未受伤。

最危险的是在1938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的武汉会战后期，在九江以南的万家岭，宋美龄又一次险些喋血战场，那一次，日军炸弹落点距她藏身的防弹洞只有几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