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名琛事件发生时，作家冯塔纳正在英国伦敦当记者。自１８５５年９月起，他在伦敦呆了三年多，１８５９年１月始返回柏林。１８５８年５月冯塔纳节译了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英文文章《叶的肖像》（Ｙｅｈ＇ｓ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这是《泰晤士报》驻广州特约记者发回的长篇通讯。这个记者（发表时《泰晤士报》没有公布作者名字）目睹了押解叶名琛从广州到加尔各答的全过程。据记者讲，押解叶是在２月２３日启程的，他在押解的途中同叶名琛进行了长篇对话。

　　关于这篇翻译，冯塔纳在自己的日记里有记载。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０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篇关于叶总督的篇幅很长的、很有趣的研究。”在１７日的日记里，他说因为关于叶的这篇文章，收到同事鲁道夫·温策尔（１８０７～１８６９）博士的信。可见冯塔纳在此前已同他谈及这篇文章。１８、１９日冯塔纳开始着手翻译，２１日他将翻译稿件的第一部分寄给温策尔。５月２６日整个翻译完工。

　　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６、２８和２９日，冯塔纳翻译的关于叶名琛的文章以《叶：一个研究》为标题，在德国柏林的报纸《时代》（期号分别为２３７号、２４１号和２４３号）上分三次连载。

　　重要的是，冯塔纳为这篇翻译写作了一篇同情叶名琛的后记。现试翻译如下：“《泰晤士报》广东记者的报道就这么多。请允许译者赘言几句。这整封信，除了两人关于道理、上帝和太极的对话外，我只是删节地、以摘录的方式转译过来，这整封信明显地表露了这样的目的，也就是尽可能地打压这位前大功勋获得者，变换花样地把这个所谓的‘大人’作为丑诋、嘲讽的对象。这个记者在一个英国读者面前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按照我的感觉，他却失败啦。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冯塔纳特地做了着重标记。译者案）。所有诸如脏兮兮的内衣、每天六磅的猪肉、撒谎以及装腔作势——所有这些都不足以销蚀一种真正的，尽管是不大情愿地表露出来的对这位前总督的敬佩，人们是以一种坚定的信念放下报纸的，坚信尽管这样或那样，在那个谜一样的国家、在它的仆从那里肯定有某种东西在，因为尽管写这篇报道的人的最好愿望是，让这幅画的漫画式的、鬼魅般的痕迹凸现出来，但是始终在那里总有一个个性的头颅存在着，它的意义和伟大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这种或那种丑陋的痕迹所怀的戒备。”

　　作为记录冯塔纳与中国友好关系的一件别具意义的文献，冯塔纳翻译的关于叶名琛的文章及其后记，今天我们可以在《冯塔纳全集》（自１９５９年起在慕尼黑开始出版）第１８卷上册第７９７页～８０６页上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