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提出者沃勒斯坦的观点接近第三种看法。在谈到有关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之不同时，沃勒斯坦认为中国具备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较好条件，但却受帝国-结构及其价值体系的拖累：

　　因此，如果说乍一看中国似乎具备向资本主义方向前进的较好安排，如广泛的国家官僚体制，在经济货币方面以及可能在技术上更加先进，可是实际上却安排得较差，因为它受帝国-结构的拖累。它受其价值体系的合理化的拖累，这个价值体系否认国家才是变革的杠杆(假定它曾想利用杠杆的话)，而欧洲的君主们却在欧洲封建忠诚的神秘中发现了它。[5]

　　罗荣渠先生赞同沃勒斯坦的上述观点，并对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专制国家扮演的角色进行详尽深入的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由于中西王权结构之不同，决定了它们所支持的远洋航行的不同导向。这就是说，郑和航海终归导向强化大一统皇权主义和维护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体制。而哥伦布、达.伽马的航行则导向削弱贵族封建统治和勃发商业资本土义。

　　“在中国，直接的-权力没有利用历史机遇帮助新经济趋问的发展，郑和也就失占了扮演哥伦布或达.伽马角色的可能性。如果明王朝是一个类似南宋那样的弱政权，-支配经济的传统机制被弱化而不是强化，那也许不会出现郑和式远洋航行的浩大场面，而是民间航海的较自由发展，中国在南洋方面的长期开拓未尝不可能出现一个新局面。” 周积明教授也认为：“历史通过郑和下西洋向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建立在南洋的海上霸权，开拓新的远洋贸易。在海洋贸易上与西欧国家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然而，中国未能把握这一机遇。……就世界历史格局而言，15世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西方，早期现代化如旭日喷薄欲出。在中国，明政府拥有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在此重要时刻采取从海洋向大陆撤退的退缩政策。其结果是丧失了中国在印度洋上的-、经济优势，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已开始进入印度洋，中国商人在南洋惨淡经营的贸易基地将在稍后一点的时间内被西方人相继夺去。……中国失去了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契机。”[6]

[1] 王骞武：《五百前的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1990年第2期，香港。
[2] 张凯：《世界市场与明季资本主义萌芽》，见《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吴玉廑主编)。
[3] 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载黄邦和等主编 ，《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哥伦布以来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51-356页；周积明，《鸦片战争前中国现代化的三次延误》，《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4]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时输出入》，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
[5]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1卷，策63页。
[6] 周积明，《鸦片战争前中国现代化的三次延误》，《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