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西欧地理大发现航海背后因素的比较

　　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同为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又如此地不同，引起了众多学者乃至*家的思考与探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

　　“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

　　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历史演变表象，更应思考导致不同历史结局背后的因素，才能对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及相关人物进行准确、客观的评判。罗荣渠先生的如下看法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郑和航行产生的历史效应则不取决于航行本身，而取决于其他条件。在世界历史上，‘即使是重大的时代创新要真正实现革命性突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应并发生长远实际效用，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需要其他方面主要是*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换或创新与之相配合，特别是制度化的调适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划时代的大变革，才能实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自主过渡，而不只是昙花一现的冲浪’”[2]。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版，1993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