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航海动因和目的方面比较

1、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及目的主要是-性的

　　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及目的主要是-性的，而非经济性的，这是郑和下西洋与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动因和目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明成祖之所以组织庞大的船队，派遣郑和远航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客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虽然也有顺便解决安南的归顺问题和制服盘踞三佛齐(旧港)的中国海盗及顺访建文帝的下落等动因，但航海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以满足其建立天朝大国的欲望。 当然，郑和下西洋也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因而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动因和目的，但我们应当看到：

第一，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动因和目的与-上的动因和目的相比微不足道的；

第二，这种贸易活动是在“厚往薄来”和“赉予之物宜厚”的方针下进行的，伴随的是对各国来华王公使臣和明朝船队人员优厚的赏赐，实际是“摆阔主义”的赔钱买卖。难怪当时的朝野人土就尖锐指出：“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惜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罗荣渠先生将郑和时代的海外贸易称之为“明天朝大国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令人夺目的实例”。 第三，这种朝贡贸易具有独特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允许皇家的海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准许西洋海船到中国来进行由国家独占市舶之利的贸易；另一方面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明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后来又明令禁止市舶司，严厉打击-贸易。

　　由此可见，郑和航海及其他明朝航海活动主要是为满足-性需要，正如李隆庆先生所说，“这种暂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原因，决定了它必然是临时性的措施”，但随着“明王朝凌驾万邦之上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推动郑和出使的原因归于消失”，“他的远洋航海也就达到了最后的终点。这正是郑和七下西洋以后，明帝国官方大规模航海活动遽然中断的根本原因。”[1]郑和航海活动难以为继，自然就不能像西欧地理大发现那样带动整个外贸及经济的发展。

2、“地理大发现”航海活动的主要动因和目的是经济上的

　　与郑和下西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航海活动的主要动因和目的是经济上的，而非-上的。他们航行的主要目的是“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做生意”[2]，获得黄金和香料。而支持他们的国王们也期望从航海活动中获得巨额财富。从1492年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和麦哲伦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一世订立的发现香料群岛的协定，我们就可以看到航海突出的经济目的。

　　1492年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内容包括

任命哥伦布为他所发现或取得的所有岛屿和大陆的元帅，他和他的继承人永远享有这个职衔及相应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任命哥伦布为这些岛屿和大陆的总督和省长，他可以对每个下属官职提出三个候选人，以便西班牙国王选任其一；哥伦布保有这些领地所出产、交换而得和开采出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财物的十分之一，完全免税；凡涉及到这些财物或出产品的任何诉讼，由哥伦布或他的代表以元帅身份掌握审判权；哥伦布有权向开到这些“新领地”去联系经商的任何船只投资八分之一，取得利润的八分之一。[3]

　　麦哲伦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一世订立的协定主要内容有：

特责成你们在属于朕（朕是统治者，在朕的分界线内）的海洋里发现丰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我国获利的其他东西，……考虑到由于你们的效力，使朕获得很多福利以及扩大我们卡斯提王室的版图，为补偿你们的劳绩和面临着的危险，朕愿下令赐给你们，从你们发现的岛屿和大陆获得的一切利润和收入，以及损税和替朕征收的其他进款中，除去你们负担的开支后，给你们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上述地方和岛屿的钦差和总督官衔赐给你们、你们的子孙与合法的继承人”。[4]
　　事实上，哥伦布自己也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5]。

　　正是由于具有强烈的经济目的，“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西方航海活动才持久不断，也才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李隆庆先生认为，“西方航海之所以持续不绝，历两百余年而未衰，关键在于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其最根本的推动力。其最终目标，在于寻求新的财源，从满足国库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西方航海的最初成就，尚未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仅只为国库收入的增加和资本原始积累拉开了序幕。奢侈没落的封建主、欲壑难境的大商人和雄心勃勃的资产者，对于物质财富有着贪婪无厌的追求，决不会沾沾自喜于几箱黄金、数船香料。随后而来的殖民征服、海盗劫掠、商业战争、欺诈贸易和奴隶贩卖以及对殖民地的开发等等，旷日持久，尚待后举。随着西方航海殖民事业的发展，其动力不仅未消失，而且受到既得利益之刺激，愈益显示出其威力。所以，西方航海最初的‘发现’，不仅不是其终点，恰恰相反，而是它的新起点。这正是西欧航海事业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6]

[1]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2]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3页。
[3] 《哥伦布首航美洲的困扰拾录》，载《拉美史研究通讯》， 1990年第21—22期，第27—28页，詹重森译。转引自黄增强：《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之比较研究》，《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2期。
[4]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版，1964年，第304页。
[5]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版，1964年，第304页。
[6]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

（二）航海活动的社会基础比较

　　中西航海活动的不同影响及不同结局，也分别是与其不同的社会基础直接相关。

　　虽然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国家都存在着发达的航海业，甚至中国航海水平还高过西欧国家，但二者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中国航海是官方与民间相分离的活动，西欧航海则是君主与私人相结合的事业。

　　由于中国政府采取“海禁”高压政策，官方与民间航海活动相分离甚至对立，中国航海活动也就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乏，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正如李隆庆先生所说，“明初经济恢复以后，民间航海贸易势力开始兴起。……民间海商势力很快就表现出人数多、基础广、范围大、资本日益雄厚的倾向，与同时代的西欧私人航海努力已有某些相似之处，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新趋势。然而，它生不逢时，屡遭明王朝‘海禁’高压政策的摧残，只能在专制皇权-威下的夹缝中畸形发展。……朝廷与海商始终处于-上的尖锐对立状态。同时二者在海外所追逐的目标也大相径庭，专制帝王旨在猎取-上的虚名，民间海商意在获得经济上的实惠。这样，就导致了官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匮乏，使之缺乏持久的生命力。”[1]

　　相反，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寻金热”和传教热的鼓动下，具有强烈的海外扩张欲望，航海探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航海所无法相比的。李隆庆先生曾分析说：“无论是国王、教皇、僧俗贵族、庶民商贾或资产阶级，‘个个着了财迷’。其中专制君主‘对于权势和财富的追求’，新兴资产者扩大原始积累的渴望，更为强烈。因此，西欧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着到大洋彼岸意外发财的愿望。对于物质利益的共同追求，使西方航海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从而为专制君主与私人航行相结合提供了社会前提。它决定了西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使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西班牙、葡萄牙的狂热的传教热情也是航海探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传教热情在当时的西、葡等国中普遍存在。

　　由于东西方航海的社会基础不同，航海的形式迥异，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结局。“由于中西航海社会基础的不同，所从，郑和航海活动由明王朝采取了单纯的官方形式，纯粹代表着专制皇朝的利益；西方航海则由君主采取了社会形式，兼顾了国家和私人的利益。这种情况，对中西航海的结局发生了直接影响。”[3]

[1]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
[2]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
[3]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

（三）社会经济能力比较

　　航海活动与社会所提供的经济能力密切相关，中西航海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不同变化，乃是导向它们不同结局的重要因素。

　　明初社会经济恢复较快，官办工业极为发达，尤以造船业港居世界之冠，财政充裕，这是西欧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

　　但随着中西航海活动的开展，其物质基础发生了消长不同的变化。郑和航海“厚往薄来”的“摆阔主义”是一场大消耗，结果是明财政也从明初的“库藏衍溢”变成下西洋数十年后的“库藏为虚”，官办工业也日渐衰落。“官办工业的危机和国库的空虚，使郑和航海救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发生动摇，并趋崩溃。宣德以后，国势渐衰，已无力远航了。这正是明帝国官方航海嘎然而止的重要原因。” [1]

　　而西方航海的殖民掠夺性质，使西欧各国国库和个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的加强反过来又促进了航海活动。“西方航海发生在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因而它最初具有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但从其总体发展趋向来看，本质上属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前奏。这种扩张掠夺性质，使西方航海的物质基础从弱到强，甚至‘在不垫付一个铜板的情况下’，从无到有，恶性膨胀。” [2]

[1]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
[2]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

（四）中西国家专制政权对外政策的比较

　　一国对外政策如何也使直接影响对外交流与航海活动的重要因素。“综观大航海时代中西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特点，可以看出，明帝国具有明显的间断性，西欧诸国则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由于明帝国官方航海乃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即专制-的外延，所以它的兴废完全取决于专制帝王的个人意志，甚至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宫廷隐私。” [1]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扩大明王朝的-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及寻找建文帝下落等，均为满足大明皇帝的个人欲望。一旦形势变化和皇权易手，这种航海活动就会立即停止。虽然明代统治者中也曾出现过“大陆派”和“海洋派”之争，但海禁政策一直严厉执行。1500年左右，政府已明令不准再建造两桅以上的海船；1525年更授权沿海官吏销毁所有两桅以上海船。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

　　而西欧诸国的航海却并未收到政局变动的影响，相反，西欧君主们大多采取“重商主义”的扶植政策，积极支持海外探险与航海活动。正如李隆庆先生所说，“西欧君主们支持远洋航行，并非像大明皇帝们那样基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源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它决定了在西欧社会必然会造就一批适应时代需要的热衷于航海事业的历史人物。因此，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欧诸国无论是远洋航行的支持者或实践者，均彼此相继，层出不穷。” [2]葡萄牙“航海者”亨利亲王是航海事业坚韧不拔的启迪者和组织者，西班牙君主周围也集聚着一批富有经济头脑的财政顾问和大臣，而英国和荷兰王朝都采取不少刺激航海业发展的措施。

[1]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
[2] 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

（五）社会经济与制度性因素的比较

　　前面提到西方航海具有强烈的经济目的，而中国航海目的则主要是-性的，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对此，罗荣渠先生认为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性原因：

　　“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从13-14世纪以来，由地中海意大利诸城市所推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繁荣，到15世纪扩大到大西洋岸，而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君主目的过渡，西欧的商人也愈来愈强烈地想挣脱意大利人、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重重限制，设法与印度、香料群岛、中国发生直接贸易联系，因此，西欧航海家深人大洋的探险活动具有不同于封建阶级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创新活力。那些支持和鼓励哥伦布们航行的西欧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如授以海外贸易的专营特权，鼓励本国造船业，保护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支持开拓海外殖民地，以达到增加王室金库收入和壮大国力的目的。西欧君主之所以积极支持海外事业还有制度性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封建式的领土经济结构多方面限制了君主对财富的榨取，而封建国家征税的权力又掌握在贵族把持的议会手中，因此新兴君主们为应付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都力图开辟新的财源。这一结构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村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特殊兴趣。

　　“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历史家大都强调永乐时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中国皇帝具有直接向全体居民征税的最高成权。这主要是征收田赋。明代自洪武开国就倾心于本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税率比较低，以建立稳定的-局势。甚至各衙门的书手、工役都要向民间征来；衙门用的文具纸张等也规定由里甲承奉。政府的财政不敷，就滥发纸币(宝钞)，为数令人骇然[1]。这套高度集权的保守的经济结构表明明王朝的政策是内向的，它的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

[1] 关于明王朝-体制的特点和经济政策的保守性质，黄仁宇有详细论述述。参《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版）、《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等(收入《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9年版)。

（六）科学与文化理念

　　对于东西方航海的不同结局，也有学者认为科学与文化理念等因素不可忽略。

　　在中国科学发展方面，张附孙认为，“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缺乏刺激科学发展的机制，反过来社会发展也缺乏来自科学方面的推动，虽然在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郑和就未能继续向西航行，而且整个社会也未能率先走出中世纪。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谈到个性等文化理念，张附孙有如下的看法：“在回答郑和为什么不继续西航和他为什么没有继承者时，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禁烟和摧残。自秦汉以后，中国就造成了高度集权的统治体制。……这种体制的不合理性正是在于它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封建统治者除在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工商的政策外，特别注意把一种消极的价值观念注入到国民的性格之中。……统治者也讲个人的荣誉和成功，却把这种荣誉和成功限定在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统治者还认为自己已经穷极真理，故只要求人们消极地接受世界的发展变化。……另一些知识分子则由于-压迫醉心于田园山水之间，变成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力量。为了防止人们对探险、经商等活动感兴趣，道学家们特别推崇孙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所谓华夷之辩）和乡土观念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古代中国人还把死在异乡看作人生的最大的悲哀和不幸。这些因素的影响，使中国没有出现过要求个性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也是中国没有出现哥伦布的原因之一。”[1]

　　而西欧的文艺复兴及随后的宗教改革对西方航海探险则是“重要的思想和精神因素” [2]，而哥伦布等人的地理探险活动则是西方“近代精神的外在表现”[3]。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提倡探索自然和积极的冒险精神，这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宗教改革“在精神、意识、思想上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松弛或解除了罗马天主教神学对人的约束，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另外，天主教和新教对信徒的争夺，则“进一步推动了发现、探险、征服的运动。由于宗教改革增强了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和民族感情，加快完成了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使西方各列强更加紧了在探险、发现、殖民、掠夺方面的竞争，从而促进和加速了地理大发现。” [4]

[1] 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2]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4-57页。
[3] 沈敏华，《论哥伦布西航美洲的文化背景》，《历史教学》，1994年第1期。
[4]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