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部分主要参考：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吴长春，《十五六世纪初东西航海“对比”剖析》（《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黄增强，《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之比较研究》（《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2期）；陶松云、郑家红，《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比较研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等文献。
[2] 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第339页注释；吴长春：《十五六世纪初东西航海“对比”剖析》，《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
[3] 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第340页。
[4]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二）船队人员

　　从船队人员数量的比较，也可看出郑和下西洋的巨大规模。

　　明抄本《瀛涯胜览》曾记载，郑和船队人员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等，通计有27670人。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人数不尽相同， 但大约都不少于27000人。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统率官兵27800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是27000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是27550人。

　　同时，郑和下西洋在人员的分工上也十分严密细致。郑和船队的人员主要分为首脑指挥人员、航海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四部分，他们各司其职。其中，首脑指挥人员是掌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的决策和指挥中枢；航海技术人员负责航海与修理船只；军事人员主要负责沿途与航行的安全，抵御敌对武装和海盗的侵袭；后勤保障人员负责采购供应物品以及后勤等事项。

　　而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仅88名水手，哥伦布航海船队规模最大时船员为1200—1500人，1497年达·伽马远航印度船队约有170人。1519 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水手总数才为268人。[1]

[1]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

（三）航行时间与次数

　　郑和下西洋历时之久，次数之多也远在哥伦布和达·伽马统率的船队之上。

　　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开始，到1433年结束，前后七次远涉重洋，共历时达28年之久，像郑和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频繁活动于海洋之上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而哥伦布航行共4次，前后历时13年（1492-1504年）。达·伽马航行2次，前后历时6年（1497-1503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始于1519年，1521年他在菲律宾群岛与当地人民发生的冲突中被杀死，前后不过两年。

（四）打通海上交通线里程

　　从打通海上交通线里程估计数看，郑和航海远征打通中国至东非海岸长程的海上交通，约15000英里，与达·伽马航行里程持平，而远过哥伦布航行里程。哥伦布航海打通欧洲与加勒比海岸海上交通，约4500海里。达·伽马航海打通绕航非洲至印度的海上交通，约15000英里。

　　但对于东西方航海路线比较，曾任英国皇家潜水艇司令的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2002年3月提出的新假设，即中国郑和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新大陆，却轰动世界，引发激烈的争论。孟席斯根据郑和航海路线上发现的明代瓷器、石碑、中国地图和星图等资料提出如下新说：郑和船队早在1421年至1423年已经将世界地图的雏形绘制出来了；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都是中国人发现的，而不是欧洲人；郑和下西洋的副将洪保和周满比麦哲伦早近一个世纪抵达南美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点击深入了解）

　　有关航海比较，详见下表：

  郑和航行
(1405-1433年)
哥伦布航行
(1492-1504年)
达·伽马航行
(1497-1503年)
麦哲伦航行
(1519-1521，1522)
航行次数和总计时距
7次，前后历时28年
4次，前后历时13年
2次，前后历时6年
前后历时3年 各次航行的船只数目
一般每次达260余只，大中巨型宝船60余只
最少3只，最多17只
4只(第1次)，20只(第2次) 5只 海船吨位大小历次航行人数
宝船估计为1500吨级约27000人（第1、3、4、7次）
100-200吨最少约90人最多约1200-1500人
50-120吨
约150人 75-120吨
268人 打通海上交通续里程估计
打通中国至东非海岸长程的海上交通，约15000英里
打通欧洲与加勒比海岸海上交通，约4500海里 打通绕航非洲至印度的海上交通，约15000英里
首次环球航行，行程8万公里

（五）组织形式与主要成员身分比较

　　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达·伽马等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

　　郑和航行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可说是封建国家的行动。不但七下西洋出自皇帝的“最高独断”，海船由国家所属的府卫、工部、地方提举司在各地分别承造，船队十分庞大，每次出发大都在27000人左右，且大多是从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和水军右卫官军中抽调的军人，可说是“皇家舰队”。

　　而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是私人集资的海外探险活动，属于“商业资本主义远洋探险的性质”。虽然西欧早期的航海家们也曾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宫廷求助以获取特许状和资助，葡萄牙亨利王子也曾领导大洋探险，但大洋探险完全是独立的活动，不受制于王室或朝廷，航海船所需资金大多靠商人的投资及海盗远征之所得。哥伦布所率领的远洋航行，是按与西班牙王签定的协议书行事，所“发现”的土地虽然归国王所领有，但哥伦布可以“副王”、“总督”身份进行管辖，获得所获财物的l/10，并享有世袭特权，等等。

（六）航海技术

　　对于东西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比较，罗荣渠先生有过如此的结论：“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而李约瑟也曾对郑和所处时代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西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西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1]

　　但罗荣渠先生也提醒我们：“中国所达到的高水平来自传统社会长期渐进的经验积累，是中国古典文明几千年连续性的产物。这一优势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但中国式的文化结构和自身渐进积累机制，可能带来安于传统而拙于革新的历史惰性。西方国家很晚才走出中世纪的混乱和闭塞状态，应用科技在15世纪时还落后于中国，但在理论科学领先的条件下，却较易摆脱旧传统，具有较强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这样，没有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西方实际上可能比继承了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东方前进得更快，取得后来居上的更大成功。这是在进行东西比较研究应有的冷静科学态度。”

[1]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11册，第241页。转引自：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第337-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