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郑和为此次出使，曾亲至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充通译。据《禅寺记》云：“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可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据此可以断定，第四次出使开洋之期当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

　　此行通译，除哈三外，尚有马欢随行。据其所著《瀛涯胜览》卷首序云：“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据马欢云，此行有“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八十四员百户四百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两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余丁两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小监十员，内官。内史五十三员。”统计数目间有不合，然亦可见其规模之大。 据马欢记云，此行历占城、阇婆、三佛齐、五屿、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溜山、忽鲁谟斯、大宛、米息等地。惟近人冯承均则谓：“是役也，郑和所历之地不仅远至忽鲁谟斯，且抵非洲东岸麻林（Melinde）、木骨都束（Mogedonu）、不剌哇（Blawa）等国。”此盖据《明实录》所载入贡诸国而推断者。因此诸国前此与明王朝俱不通音向，郑和于是于是役使至其地，乃知有中国，故相率来朝也。 至其还京日期，则在永乐十三年七月。

　　5、据《明史》记载，第五次奉使之期，“在（永乐）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

　　《刘家港通番事迹碑》云：“永乐十五岁，统领舟师往西域，……”另据《泉州行香碑》云：“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可见，第五次出使的开洋日期当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此役费信、马欢俱未往，别有僧人胜惠偕行。这次航行，先要护送亚非诸国使臣回国，由近及远，一般先到占城，然后到爪哇，以此经旧港、满剌加、彭亨，到苏门答剌、南巫里。转向西航至锡兰，而达柯枝，然后到古里。由古里向西北行至忽鲁谟斯，又南下入阿拉伯海，而至剌撒、阿丹，由阿丹过曼德海峡，而抵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等东非国家。再由麻林东航，横渡印度洋，经由溜山、锡兰、苏门答剌、满剌加等地回国。 其回归日期为：“（永乐）十七年七月庚申（即1419年8月17日），郑和还。”

　　6、第六次下西洋的日期，据一些学者认为应在永乐十九年春，于永乐二十八年八月返回。所经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占城、满剌加、苏门答腊、暹罗、锡兰、溜山、小葛兰、加异勒、柯枝、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剌撒、阿丹、木骨都束、竹步、天方。这次出使的随从人员，有孔和卜花、唐观保、杨庆、洪保、李恺、杨敏、周满等。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后，又专程去旧港一次，命施进卿之女施二姐袭宣威使之职。

　　7、据《明实录》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戊寅（初九），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曰：‘朕恭膺天命，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敕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外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在郑和船队停航的五、六年间，原来郑和使团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大多数已同中国断了来往，不知道宣德皇帝已“君临万邦”，若不首先将中国“纪元宣德”的消息通知“万邦”，那朱瞻基自称“君临万邦”就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显得滑稽可笑了。所以，作为宣德朝首次派往海外诸国的外交使团，郑和一行每到一国，都要先把明宣宗朱瞻基“祗嗣大统”的事情交待清楚。

　　郑和第七次出使的时间是宣德六年十二月（1932年1月），于宣德八年七月返回。此次下西洋主要访问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苏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 不幸的是，在归途中郑和于1433年4月初在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逝世。

（二）郑和下西洋经历重大事件

　　郑和一行历次出使，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如前述之金币及锦绮纱罗等物，以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最后，则为郑和一行将所带货物交换当地土产。选择郑和一行在出使期间经历较有意义的重大事件，概述如下。

1、第一次下西洋

（1） 爪哇事件 郑和第一次出使，首达占城。自占城顺风南下，二十天即到达爪哇。此地古名阇婆，即今之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为南洋要冲，商业发达，人口稠密，物产富饶。郑和等于永乐四年（1406年）六月至其地。据《明史》记载，时该国“西王与东王搆兵，东王战败，国被灭。时朝使经东王地，都卒入市，西王国人杀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六年，再遣郑和使其国，西王献黄金万两。礼官以输数不足，请下其使入狱。帝曰‘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悉捐之。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 第一次下西洋，出师不利，按常情而论，是会引起一场大规模厮杀的。但郑和头脑冷静，讯明情况，知道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惶恐请罪之状，就毅然强忍悲愤，禀明皇上，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了此事件，使爪哇西王感恩戴德，年年入贡。

　　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郑和下西洋所担负的使命是和平友好、发展中外关系，而郑和亦不辱命焉。

（2） 古里建碑 第一次下西洋的终点是古里，即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据《明史》称：“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今印度柯钦）……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番要会也。”明洪武年间及永乐元年，曾数遣使其国。其王亦曾遣使到中国朝贡。两国来往不断，关系密切。

　　永乐三年，明成祖诏封古里国王，并赐予印诰、文绮等物。由郑和捧诏至此，当然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了纪念这件大事，郑和在此建立了一个碑亭，立石勒碑，文曰： 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

　　这是中古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郑和等结束了对古里的访问后，其王遣使臣随船至中国答谢。

　　此后，各次下西洋之宝船，均来此地，并以此为中转站。甚至亦多次遣使朝贡中国。两国关系日益发展。

（3） 旧港擒捉海寇，打通交流要道 旧港即今之印度尼西亚，原名三佛齐。《明史》记载：“其地为诸番要会，在爪哇之西，顺风八昼夜可至。土沃宜稼，彦曰：‘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收获而贸金多也。……邻国畏之。”

　　元末明初，华人来此定居者颇众。洪武年间，有广东潮州人陈祖义者因犯事举家逃来旧港，投渤林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即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 据《明实录》记载：“……郑和至旧港遇祖义等，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官军。和等觉之，整兵提备，祖义率众来劫。和出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战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两颗，生擒祖义登三人。既至京师，并悉斩之……。”

　　郑和为附近各国除了一大害，也为明王朝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往来打开了海上通道，“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千万生民，均沾其益。

2、第二次下西洋

（1） 调解邻国纠纷，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宁 第二次下西洋时，郑和一行由占城来到暹罗。其地，“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今之泰国。

　　郑和于永乐六年到暹罗。在此之前，占城贡使返国，据《明史》记载，“风飘其舟至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腊及满剌加又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腊、满剌加、与尔俱受朝命，安能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善福祸-，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苏门答腊、满剌加印诰。自今奉天循理，保境睦邻，庶共享太平之福。’郑和奉敕切责，暹罗王自知理亏，除照敕办理外，并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暹罗原为满剌加等之宗主国，所恃强凌弱，自此，始改前非，保持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2） 布施锡兰山佛寺 在第二次下西洋中，郑和在访问东南亚一些国家后，自苏门答腊顺风十二昼夜到达锡兰山，即今之斯里兰卡。其国崇信佛教，历史悠久。郑和，作为一佛家信徒，衔命来使，为了加深与当地人的感情，增进相互了解，当然应有表示。于是对锡兰山佛寺进行了布施，并立碑勒文，以垂永久。此碑于1911年在锡兰山之迦里（Galle）镇发现，今保存于锡兰山博物馆中，系用汉文、泰米尔（Tamil）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汉文尚存，其它二种文字已大半漶漫。此碑不仅为郑和下西洋此一壮举之实物见证，且系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珍贵之文物。

3、第三次下西洋

（1） 在满剌加建立官仓 满剌加即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特至其国，宣读中国皇帝诏敕，赐其国王双台银印、冠带袍服。由于满剌加地处南洋与印度洋要冲，中满两国关系又如此亲密，而郑和一行须遍访诸国，势须分宗前往，为此就须建立一个中转之基地。为此，郑和一行在满剌加建立官仓。此地对下西洋之贸易番货、待时回航等各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2）锡兰山王的废立 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儿“负固不恭”，“又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锡兰山一带是郑和航海西域远国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即曾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锡兰山问题。郑和第二次出使，还是未能解决锡兰问题，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难以打通往远方“西南夷”的海路的。郑和回国后向明成祖汇报了这一情况，在成祖的支持下，郑和旋即受命“再往锡兰山”。在永乐七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发布命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的命令的同时，授给郑和敕谕海外诸国的诏书，其中特别强调了“尔等祗顺天道，恪守眹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郑和直言相陈，再次要求阿烈苦奈儿改邪归正，而“王益慢不恭”，不仅不接受明朝政府的宣谕，反而“令其子纳言，索金银宝物”，为郑和所拒绝，于是“阿烈苦奈儿谋劫钱粮船只”，“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本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预泄其机，郑和等觉，亟回舟，路已阻绝。”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和语其下曰：‘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巳（十六日），郑和由海外返京，献所俘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儿并其家属。朱棣对阿烈苦奈儿等被俘人员采取了宽大优待的政策，让他们暂时住在中国。同时，明成祖朱棣命礼部在阿烈苦奈儿的亲属中选择比较贤能的人立为锡兰山国王继承问题妥善的解决。在永乐十年七月丙申（十三日）明成祖朱棣遣使赍诏及诰印往锡兰山封耶巴乃那为国王，阿烈苦奈儿亦同时被遣送回国。

　　这次军事自卫行动，对于那些恃强凌弱的国家，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4、第四次下西洋

（1） 麻林国遣使贡“麒麟” 第四次的任务是通好阿剌伯及非洲东岸各国。郑和船队由占城至爪哇、锡兰、古里后，即前往阿剌伯世界的忽鲁谟斯。此乃“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郑和至其国后，即宣读诏敕，“赐其王锦绮、綵币、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

　　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国因郑和使团的来访，遣使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当时被认为是体现了明初对外方针已初步实现的重大事件。麻林国遣使来中国贡献“麒麟”，是郑和第四次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显示出郑和使团首次对东非沿岸国家所进行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5、第五次下西洋

（1） 在柯枝国封山勒铭 柯枝国东是大山，西临大海，南北滨海，是古代印度半岛重要的商港。永乐年间，中国与柯枝之间的友好关系有较大的发展。永乐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于是明成祖趁郑和第四次出使之际，赐柯枝国王可亦里印诰，正式封他为柯枝国王，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命郑和至柯枝国时封山勒铭，刊碑以志其事。碑文由朱棣亲自撰写。当年的碑刻迄今尚未发现，但碑之文字内容，在多种中国史籍中都有记载，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2） 苏禄国王来华访问 永乐十五年（1417年）八月，苏禄东国酋长八都葛叭答剌、苏禄西国王酋长麻哈剌吒葛剌马丁、故苏禄峒酋长之妻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亲属及随从头目，组成多达三百四十余人的使团，奉金镂表来朝贡，且献珍珠、玳瑁、宝石等物。这是继渤泥、满剌加国王来访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的首脑人物亲自率领使团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次访问，也是苏禄国对郑和使团来访所进行的一次回访。

6、第六次下西洋

（1） 在阿丹国采办珍宝 阿丹国即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之亚丁，正当红海南口，是古代西亚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从古里国西行，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其国因郑和船队来访，曾遣使奉表来中国贡方物；使者归国时，明成祖又命郑和赍敕及彩币，偕往赏赐。阿丹国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不但适于多种农副产品的生长，也利于各种珍禽异兽的繁衍，所以其国物资资源颇为丰富。阿丹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较发达。郑和使团对阿丹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对阿丹国的物产、手工业、商业贸易的状况等，都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知道这里是进行国际贸易和采办珍宝较为理想的场所。永乐十九年郑和船队的一支分宗，在内官周某的率领下，到阿丹国对国王及大小头目开读诏敕，进行赏赐，然后开展贸易活动。

（2） 与祖法儿国人贸易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的祖法儿国，自古便是著名的商埠，各国商贾云集。在郑和前几次出使其他国家时，曾经到过此国，但不是正式奉使到该国，未能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祖法儿随同阿丹、剌撒等国来华入贡，所以明成祖命郑和正式赍玺书，对祖法儿国王进行宣谕赏赐，以为报答。郑和船队和祖法儿人民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贸易活动。郑和使团同祖法儿国开展交易，主要是着眼于紵丝、瓷器等生活用品，换易乳香、血竭、芦荟、没药之类香料和药物。

7、第七次下西洋

（1） 整修天妃庙宇 自宋以来，航海者多信奉天妃，苏、浙、闽、粤、桂直至齐、鲁诸省之沿海各地皆立庙供祀。有谓天妃宫，有谓海神庙。自从洪熙元年停止下西洋以来，至宣德五年郑和再度奉命出使，中间已有五、六年之久，这期间郑和一直谨守南京，因而一切有关下洋的规程，都已废弛。这次郑和得到明宣宗朱瞻基的全力支持，重振旗鼓，再度奉使，有关下洋事宜，实有重新整理的必要。当时，各地为郑和下西洋而兴建的天妃庙宇，随着郑和船队停航而遭到冷落，颓圮荒芜，难为官军祈报之所。所以，在这次下西洋出国之前，郑和使团先对沿途所经天妃庙宇进行修葺，使“弘胜旧规”。郑和一行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从南京龙江开船，十日到江苏太仓县徐山打围，二十日出太仓西北的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于此驻留一个多月，在刘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宫。宣德六年春，天妃宫修成，郑和撰通番事迹记，刻石刊立于天妃宫内，以为纪念。

（2） 伟大航海家之死 据《前闻记》载，郑和船队于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忽鲁谟斯，于二月二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回洋。郑和即在此期中病故。一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现此墓尚存，曾有一户后裔守坟数十年。当为可信。因为南京是历次下西洋的出发地；其城内白下区马府街有郑和的府第；六次下西洋后，郑和又出任南京守备六年；其时和曾呈请将南京净觉寺为子孙世守之业，其在南京之子孙，绵延不绝，以迄于今。可见南京已成郑和之第二故乡。古代人多乡里情深。船队官兵将郑和遗体载回南京安葬，对皇上，对死者，以至对其子孙，都算有了交待。

　　一代巨人，不幸殁于出使海外之旅途，令人惋惜。然其功业，诚如梁任公所言，虽张博望、班定远亦无以过之。其不畏艰难困苦、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

三）郑和船队的种类和规模

　　郑和船队约有大小船舶二百余艘，是一支特混联合船队。它集中表现了明初中国远洋海船的建造能力。

　　据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综合分析，郑和船队的船舶分类与规模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等级。

1、宝船

　　宝船是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它在船队中的地位，相当于今日大型舰队中的旗舰，为整个船队的主体船舶。明人祝允明在《前闻记》“下西洋”条中所说的“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的船名，很可能就是这种宝船。郑和船队中的巨型宝船，主要建造于南京宝船厂。

　　据郑和随行人员巩珍的目击纪实，说这种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但没有言明宝船的实际尺度。另据《明史》等有关史料所见，宝船尺度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宝船上的航行设施也不同于一般，据有关资料称，大型宝船设有九桅、张十二帆，其“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附近中保村的明宝船厂船坞遗址中，出土一根巨型舵杆，全长11.07米，据舵杆上原有的榫孔测算下来，这支舵的舵叶高度，为6.25米左右。由此足见巨型船体一斑。

　　关于宝船的船型，如考虑到南海与北印度洋波涛汹涌和气候恶劣等条件，郑和宝船当是擅长于远洋航行的尖底福船船型。这种海船“其底尖，其上阔。”可见，郑和下西洋以选用此类船只为宜。

2、马船

　　马船又名马快船，是明初的大型快速水战与运输兼用船，《明会典》注明，“以备水军进征之用”，明人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中，称其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有八桅，其体型尺度与《瀛涯胜览》中提到的中型宝船一致。在《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三“职官”三中，曾提到“马船”专司供送官物。由此揣测这种船舶编列在船队之中，其主要任务可能是运载船员所携带的马匹以及下西洋时输出或输入的大量物品。

3、粮船

　　罗懋登说，粮船有七桅，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这种船舶主要用来运载船队所需的粮食以及后勤供应物品。使船队沿途航行无补给匮乏之忧。

4、坐船

　　坐船据《南船记》所载，全称“战座船”，其功用是“战船曰座，即边营陆寨之帅幕也，号令之所以真气者也。”在郑和船队中，这种船是大型战船，又据《三宝太监西洋记》说它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有六桅。

5、战船

　　战船是罗懋登提到的最后一种船型，有五桅，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是担任护航的专用舰船。

　　除以上所说的主体船舶外，在船队中还有一些其它辅助船。例如“水船”，便是十分重要的一种辅助船。

（四）郑和使团的航海技术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得以实现，首先是使团领导成员中有一批以郑和为首的航海家，使团全体人员富有献身航海事业的牺牲精神，并依靠了使团组织系统的严密，以及船舶性能的优良。而郑和使团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相应地又具有一定的海洋科学水平，则使船队赢得了海上行动的自由。

（一）郑和使团的天文航海技术

　　在大海航行中，确定船舶的方向和位置，是至为紧要的。若是沿岸航行，陆地上的各种标志，在白天可用以导航，若在夜间航行，或在水天一色的大洋中航行，既看不见岸上的目标，又没有海中岛屿可作航行指标，就只有靠观测日月星辰来辩明方向，确定船舶在航行中的位置了。这就产生了天文航海技术。我国人民很早就开始了航海活动，在航海中应用天文航海技术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远航印度洋的成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证明当时的天文航海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自汉代以后，我国海船凡往返于印度洋、南洋之间，必依靠应用天文航海技术而行。郑和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纵横驰骋近三十年，不仅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的新航路，而且在各个海域和内海，又分别开辟了许多条新航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了郑和使团的天文航海技术。

　　仅靠观测天体来导航，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当阴云遮天或海雾浓浓的时候，日月星辰都看不见，天文航海术无从施展，船舶难免迷失方向。这种情形，到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之后，才有了改变。但仅用指南针，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它只能指示方向，而不能确定船舶所在的地理位置。所以，郑和船队在天气晴朗时夜航，主要还靠天文航海术，同时配合以罗盘指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

　　郑和使团的天文航海技术，与汉代以来单纯的海中占星法不同，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到牵星过洋，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过洋牵星”的航海术。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的《郑和航海图》及所附“过洋牵星图”四幅，为我们提供了郑和下西洋如何应用这种航海术的实例。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郑和使团的天文航海技术，就应用范围而言，也进一步发展了我国传统的航海天文学。《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即反映了郑和航海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我国最早、最具体、最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

（二）郑和使团的地文航海技术

　　海洋气象是复杂多变的，一旦阴云蔽天或海雾迷漫的时候，舟师看不见日月星辰，就无法用天文航海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海泊在行驶中不致迷航，就必须依靠地文航海技术。另外，测定航路也必须应用地文航海技术。地文航海技术的应用，是舟师以航海图为依据，利用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航海图、针路簿所记沿途各地的针路、里程、海水深度、海底底质等导航，确保海舶沿着正常的航线驶抵目的港。我国古代在地文航海技术方面有着许多发明创造，郑和使团在航海实践中继承了这些成就，集其大成，形成了一整套有独创性的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时，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已大大超出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而主要用于测定针路。这里所谓针路，为航海时用罗盘指向等方法所确定的行船路线。郑和航海在针路的测定和应用方面，对我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的应用，以及对海底情况的了解等方面，郑和船队的贡献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