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鸿章究竟有无卖国罪行？这与马关签约时奴颜媚骨是否有某种联系呢？范文澜所引用的一段史料很有说服力：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奏参李鸿章折："…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至于这一史料的可信度百年来从未遭到质疑，不然，就是李鸿章不说，其亲朋好友早就可为此辩解了。还有，张謇的人品也决不会干诬陷人的卑鄙勾当。要不然，我们不能想象：为何伊藤博文要把原清朝谈判大使张荫桓、邵友濂赶回，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在谈判席上竟然会如此的卑躬屈膝。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全权大使，当此民族危机来临之时，当应据理抗争，那能任由日本狮子大开口！近代国际战争因战败而签约的例子甚多，从未有《马关条约》如此苛刻的。李鸿章签约时的窝囊表现，区区草芥平民也能做到。这只能理解：张謇等人的奏折内容，恰是李鸿章之软肋。况前有曾纪泽虎口索食而使沙俄改定条约，后有杨儒以生命保东北疆土事作反衬。曾、杨赴俄谈判时的险恶处境并不亚于李鸿章，以被迫无奈为其鸣冤叫屈难以说得过去。以往褒李文章对他在马关的作为惟恐避之不及，韩老师说他"尽了自己的力量使得中国少受损失"我是首次听到，不知所发论点出于何处？（有关杨儒的事迹不妨参阅顾廷龙主编的1982年版《中国近代史词典》："…1896年任驻俄、奥、荷公使。1900年，沙俄趁义和团运动之际出兵强占中国东北，次年一月被任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谈判中，沙俄提出侵占东北条款，迫使其签字。杨儒不畏强暴，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拒绝签约。1902年2月，死于俄京任所"。）

    问题二：生十一所用的材料《中俄密约》李鸿章受贿300万卢布之事不是孤证。除当时的《字林西报》，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提供的沙俄政府的宫廷档案：中俄密谈前，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唐斯基公爵取得俄财政大臣维特同意后，与财政部总务厅长罗曼诺夫、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罗特斯坦商定：由华俄道胜银行拨出三百万卢布，作为行贿专款，名曰"李鸿章基金"，由沙皇尼古拉二世特降密旨批准。

    该计划是：（中国允许俄国建造经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威）铁路合同批准时付一百万，路线勘定时付一百万，铁路完成时付一百万。此材料在《搜狐网·中国近代史资料·中国龙志》上也能查到。否则，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早就为他平反了，根本不必等到现在了。 此外，还有《合肥地方志》为实证：19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李鸿章用巨额资产买房置地。合肥东乡半数以上的田地和房屋都成了李氏的私产。死后，其子在东郊「大兴集」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享堂」。李家至今保存着李鸿章去世后其子孙遗产分配的合同。合同中提到李家在合肥、巢县、六安州、霍山都有大量田产，在扬州有当铺，在庐州府、江宁、扬州、上海等地有大批房产。"今天上海华山路的「丁香花园」就是李在世时为其小妾丁香购置的第一座具西洋风格的豪华别墅。李鸿章有横财，在当时是人人皆知的事。故民间流传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确实，中国近代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是丧权辱国的根由，但李鸿章是那拉氏一人之下腐败代表的第二人，对此难辞其责。

    问题三：整堂课上，诚如聂幼犁先生在点评中所提到的：韩老师明显偏向褒李方。这就使得本来可以更加精彩的一堂课大打了折扣。其表现为：上课伊始，韩老师强调的是"论从史出"。可在辩论过程中，当褒李方美化了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的表现而贬李方正处于劣势时，却不去点破。作为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出，韩老师实际上已给李鸿章下了不是卖国贼的结论。这样做对贬李方来说是不公允的。虽然大同中学的学生思辩能力较强，但在功底悬殊的历史教师面前，他们已无招架余地，其结果自然是褒李方大获全胜。贬李方一败涂地。历史课的教学目的之一是为了宏扬民族正气，毕竟李鸿章并不是那种廉洁自律、体恤民情的清官。更不是气节崇高、忍辱负重的爱国志士。即使无卖国行为，褒扬此类历史人物的做法也有违历史教学的宗旨。 总体上而言，我认为聂幼犁先生的点评基本是客观的，也较中肯。尤其在点评中显示了知识广博、文采丰茂、细致入微的专家风采。

    这里，我怀着敬意就历史上"国"的概念与聂先生商榷。诚然，历史上可称为 "国" 的有多种，对此我并无疑义。一个王朝是国；一个政权也是国；甚至封建帝王把"朕"当作国家的象征。不过这些都是狭义上的"国" 或者是"小中国"的概念，。与聂先生稍存异义，我更看重的是广义上的"国"，即"大中国"的概念，即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一千万平方公里疆土之漾漾大中华。"大中华"为我炎黄子孙、中华各民族共有的国，而非某朝、某家、某人独有的国。从本质上讲，中国历史上无论那一个王朝不过是中华大好江山一段时期的掌管者，而非所有者，此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大中华与小中国之间的权益有时是矛盾的，有时却又是统一的。当两者的权益统一时，小中国即中国的象征；当两者的权益发生矛盾时，小中国则不能代表中国。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中国近代居然还有卖国政府。清朝一度也代表中国，当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签定时，其本身与大中华之间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义举自然就成了爱国行动了。

    由此，我们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定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凡能够为了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一切的是爱国主义者："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等都是值得讴歌的爱国志士；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就是卖国主义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那拉氏、为做"洪宪"皇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袁世凯、"为得到'西原借款'不惜出卖东北、内蒙、山东大量权益"的段祺瑞则都是应受鞭挞的卖国贼。自然，我说李鸿章卖国，表面看是出卖了清朝的疆土，实际上却是针对他出卖大中华民族的权益而言的。

    综上评述，仅仅是我一家之言。限于涉足史学的范围实在太狭窄，所发议论极有可能存在纰漏，兴许是否谬论也未可知。如有失礼、不敬之处，还望韩老师、聂先生海涵，更望能不吝指教，本文在此谨为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