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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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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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