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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新闻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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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均属主观臆测，本人对晚清历史并无多少研究，说不清当时报纸的具体情况，倘若想了解真相，稳妥的办法是向清史专家讨教。不过有趣的是，翻开2006年第7期《中国新闻周刊》，其中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所写的《晚清报纸上的秋瑾之死》一文，倒是有助于丰富对当时报界的认识的。夏教授介绍说，1907年7月15日，反清义士秋瑾在浙江绍兴惨遭杀害，上海的《申报》、《时报》和《神州日报》，尽管分别代表中间、改良和革命三派-倾向，却众口一词大力抨击杀害秋瑾的暴行。清政府在众怒难犯的沉重压力下，赶忙公布所谓“证据”，但报纸仍然不依不饶，有的揭发“证据”可疑，甚至指责为捏造：“死者已死，无从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有的则从法理层面深刻批判：“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也。”秋瑾之死引发的舆论被报纸真实而充分地披露，迫使朝廷最终向民众让步。浙江巡抚、绍兴知府遭免职；主持执行死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为秋瑾的判决曾和绍兴知府贵福发生过激烈争执，在不断高涨的谴责声中，他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身死……
从1896年李鸿章访美到1907年秋瑾殉难，整整10个年头，此时西学东渐已颇有时日，“清国报纸”也自行洗心革面，不再是“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了。而此时的清廷体制也已摇摇欲坠，其统治力量有如强弩之末。这样一个垂死之物又怎么能像它的鼎盛之时以及垂而不死之时那样打压民情、封杀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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