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师助剿：奕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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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历史不能被掩饰李鸿章是卖国贼无法被翻案

难为李鸿章

李鸿章不是卖国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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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师助剿：奕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态度

，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
　　１８６０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联军，清王朝岌岌可危：北方京师已陷，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军远无“肃清”、“剿灭”迹象。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议和，这实际上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侮辱的奕终与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在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后，奕认识到这些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皇帝，而是“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在侵略者要求被满足、并陆续撤军南返后，清廷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
　　

　　《统筹全局折》：
　　“借师助剿”付诸实施
　　清廷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奕于１８６１年初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筹全局折》。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１８６１年１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新国策的施行，反映出清政府重新冷静审视国内外矛盾后摒除了“感情用事”、其对外基本国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１８６０年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上海候补道、四明公所董事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１８６２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

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１８６２年９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
　　曾国藩：夷兵“会防不会剿”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三就公开反对：“夫战不胜，则和不久；虽暂时言和，亦必终归于战。”曾国藩也不甚赞成。１８６２年曾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李鸿章：“调济于刚柔之间”
　　到上海后（参见上期：《上海协防：李鸿章“自立门户”》），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至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会，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

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和清政府造成威胁，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１８６３年１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更显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事件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遂将二人暂行革职。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就又附上了《奏请外国官弁片》，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但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非易事，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满，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作了一番艰难谈判。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
　　根据协议，英国派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仍是戈登独揽大权。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深感到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裁抑了“常胜军”，“渐收兵柄”，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对“常胜军”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并为自己今后“涉外”、登上外交舞台打下基础。真可谓一箭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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