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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协防:李鸿章“自立门户”

    书生从戎,无权无兵无饷,更无丝毫军旅知识,徒有雄心壮志,却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书剑飘零旧酒徒”以自嘲,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
      1859年初,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在曾幕中,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国藩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主唯唯诺诺,而是主见甚强,曾因某些建议不为曾所用而负气离开。只是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很难成就大事,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欣欣然重回曾幕。由此亦可见曾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此时上海早已开埠,“十里洋场”中外杂处,富庶繁华,有“天下膏腴”之称。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向克复安庆的曾国藩乞师求援。然此时正倾全力围攻“天京”的曾国藩无兵可分,于是拒绝了上海官绅的乞求。不过来者知道李鸿章深受曾的器重,就私下找到“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详陈上海的繁华盛况:“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如此巨大的财源“若弃之资贼可惋也”。此说自然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驰援上海。在他的劝说下,曾国藩亦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经慎重考虑,曾国藩决定派胞弟曾国荃前往,不过考虑到此时湘军兵勇严重不足,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得意门生李鸿章为辅领兵援沪。
      之所以要派李鸿章前去辅佐曾国荃,并非因为曾国荃能力不行,而是湘军素来只征召湖南人,无论在何处作战,都要经常返湘募兵,长期作战在外,兵源终愈来愈紧,况且此时围困“天京”更是很难大量分兵。而曾国藩早就认为安徽徐、淮一带民风强悍,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之兵源不足。李鸿章是安徽人,又是他久经历练的“门生”,自然是回乡募兵援沪的最佳人选。早就想“自立门户”的李鸿章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急忙赶回家乡。要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军队殊非易事,于是他通过种种渠道,将家乡一带旧有的团练头领招集起来,迅速招兵募勇,加紧训练,短短两月之内就组建起一支有几千人之众、以湘军为“蓝本”的自己的私人军队——淮军。
      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无论老兄曾国藩如何三番五次催促,曾国荃就是迟迟不动身。无奈之中,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仅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这样,李鸿章就由“辅”变“主”,对他来说,这可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
      1862年4月初,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援下,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顺长江东下抵达上海,当月底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几个月后便实授江苏巡抚。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端赖曾国藩保举。就在李鸿章在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理团练之时,曾国藩接到谕旨,奉命调查江浙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曾国藩在复奏《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指责江苏巡抚“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以曾氏当时的地位,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因此李鸿章迅速被任命为江苏巡抚身兼通商大臣。
      对曾国藩而言,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行政权力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军政”和“民政”实际统归自己,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对年近40的李鸿章而言,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一员大臣,虽然从官制上说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但已摆脱了曾国藩“幕员”身份,顿时豪情万丈,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当然,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栽培”,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真不知如何报答,“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
      欲成大事,则不能昧于历史大势。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
      显然,就个人权势隆替而言,当时“防卫上海”要比争得“克复天京”的“头功”重要得多。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良机”,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更显曾国荃短视的是,当他1864年九死一生夺下“天京”后,连夜上奏报捷,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朝廷的奖赏,反而遭到严厉斥责。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日夜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不久上谕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朝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点名痛责:“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将“勋名”难保、不能“长承恩眷”,暗伏杀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传统,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如此功勋卓著,朝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显然,对曾国荃来说,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协防”上海,而将“克复天京”的头功让与他人。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无知,恰恰成就了李鸿章日后的“宏图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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