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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裱糊匠”李鸿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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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你们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帝国的回忆》2001年5月北京三联版，339页）李鸿章面对记者，不温不火地说：我听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他们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以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其实，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那么你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还想请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这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们一直以自己所拥有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李鸿章说：“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欧洲的前面。……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帝国的回忆》340-341页）
李鸿章肯定没有读过《资本论》，但他的话语却包含了对这种价值的评估。当记者问到“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时，他的回答是干净利索的：“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让外国投资清国，不怕丧失主权吗？李鸿章说，“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这也可以说是李鸿章吸引外资的宣言，其原则在今天恐怕也没有过时。
当记者问到中国的教育现况时，李鸿章一面承认中国只重男孩教育和穷人家孩子没有上学机会的事实；一面表示将来我们会建立更多的学校，还会建供女孩就读的公立学校，同时肯定欧美的教育制度，表示将学习欧美的适合我们国情的那些先进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谈到美国和欧洲的报纸时，李鸿章毫不掩饰对当时的清国报纸的不满。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帝国的回忆》，342页）李鸿章对清国媒体的批评，至今读来，耐人寻味！
当然，这里说“清国报纸”的事，也不排除李鸿章在客人面前作秀，故意说些让客人高兴的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附录了敏章编的《李鸿章年谱》。据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八，李鸿章“以康有为、梁启超逋逃海外，刊布流言，复在沿海一带，倏往倏来，命海疆各督抚严密缉拿二人”。次年正月十五，78岁的李鸿章又“诏命南、北洋、闽浙、广东督抚悬赏十万，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令“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也严拿惩办”。这就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李鸿章判如两人了。其实他自己就是“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人，对言论自由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也许，这就是身在中国官场的李鸿章的两面性吧。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说李鸿章办了许多错事，亲手签订好些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招来骂名。历史地客观地看李鸿章所办的错事，有些的确情有可原，因为一则他是奉命办事；二则清国是弱国，在强敌面前，他李鸿章再想硬也硬不起来。但对李鸿章人品上的缺陷，则没有必要为他辩护。
李鸿章以淮军发迹，很快便跻身督抚高位。他的后半生执掌国家外交洋务大权凡30余年，在为国家办事的同时，也为自己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当时有一副联语流传甚广，道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句说的是翁同。翁为江苏常熟人，官居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古时称之为大司农。前句说的便是李鸿章。李系合肥人。李家后人至今保存着李鸿章去世后，其直系子孙遗产分配的合同。合同中提到李家在合肥、巢县、六安州、霍山都有大量田产，在扬州有当铺，在庐州府、江宁、扬州、上海等有大批房产。合同中只提到不动产，至于金银财宝等动产部分还不知有多少。其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为官捞来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有一则评点文字，题目就叫《李鸿章贪财》。李鸿章也确实喜欢钱。出访美国时与美国退休将军威尔逊见面就问，“在美国你很富吗？”接着转而又问现任将军卢杰“很富吗”，由此也可见“钱”在李鸿章心中的位置。据俄国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铁路条约”后，就陆续从道胜银行获得了沙俄给予的“回扣”300万卢布！至于他从北洋舰队的军需采购中捞了多少，只有等历史研究专家去考证了。
官场宠辱，瞬息即变。李鸿章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1896年冬，李鸿章出访回京第二天，兴冲冲“觐见光绪，呈递国书宝星”。四天后，却“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交部议”。后被“吏议革职，旨改为罚俸一年”。次年，也许是李鸿章最灰心丧气的一年。敏章编《李鸿章年谱》载，“李投闲京师，门庭冷落，对时政颇多愤懑之词。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李鸿章传》，174页）接着，李鸿章又反躬自问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同上，174-175页）……
当时清国如此衰败的症结何在？1895年2月北洋水师战败，丁汝昌退守威海，准备-殉国之际，收到日方海军总司令中将伊东亨佑的一封劝降书。书曰：“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伊东中将一针见血，指出清国之所以落败的原因就是开科取士。不知当时的李鸿章是否看到过这封劝降书，但在两年后失宠的李鸿章就说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话。李鸿章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李鸿章传》175页）
李鸿章毕竟是个历史人物，其身影且行且远。今天重温这个历史人物，能从其身上得到一点什么启示，才是最重要的。李鸿章说自己是个“裱糊匠”，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甘当“裱糊匠”，才使中国的事情越办越糟，终于一败涂地，自己也被定格在那个揪心的历史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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