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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家族与李鸿章家族的陈年往事

    的发迹,与老李选派他留洋德国有着直接的关系。
      段祺瑞一直念记着段家与李家的友谊。所以在民国初期,他的大女儿段式萱要出嫁的时候,就选择了李家的孙子李国源作女婿。
      李国源(1896—1974,字仰尼)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孙子,他父亲李经叙与过继给李鸿章当长子的李经方是亲兄弟。段氏当时正处在政海的峰巅时期,代理国务总理,择婿的标准自然较高,既要有好的家族背景,还要有洋派的经历和眼光,但那时符合此标准的“-子弟”并不少见。因民国初年出洋留学已成风气,有远见的世家大族都愿意把子孙送出国读书。孙家鼐家族的孙子辈中就有十二人出国留学。老段之所以选中李家的孙子,而且在还没有见过李国源的情况下就断然作出决定,总与两家之间的渊源不无关系,尽管那时李家已经开始衰落,段家开始兴起。
      当时李国源还在英国麦伦斯科学院读书,刚刚毕业。其父已经去世,家中一切由其母丁氏作主。丁氏惟恐儿子思想“开放”,不允这门婚事,就发电报谎称“母病垂危,火速赶回”。李国源回国后才恍然大悟。李国源是家中老大,其父去世时他才13岁,深知母亲多年持家不易,对于这门婚事也就自然“就范”。
      段祺瑞很喜欢这个女婿,因李国源学问好,又有英国绅士派头,回国后就安排他进外交部工作,任参事,还曾出任驻仰光代理总领事。20年代中期段祺瑞从政坛上下来之后,李国源率家小回到安徽芜湖,抗战时期到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又转到上海。他与段家小姐段式萱婚后得一儿一女,儿子即他们的长子李家曜,女儿名李家明。数年后段式萱因病去世,他的继室是陈箓的妹妹陈琪玉。
      
      段祺瑞一语释“侯爷”
      
      了解了上述背景就不难理解,段祺瑞为什么后来愿意管李国杰的“闲事”了。
      李国杰(1881—1939,字伟侯)是李鸿章的长孙,李经述的长子。李鸿章去世后,儿子李经述百日之内也随之西去,所以由李国杰承袭了李鸿章一等肃毅侯的爵位,故有“侯爷”之称。这位“侯爷”清末曾任散轶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农工商部左丞等职。民国初年因有袁世凯的护佑,革命基本上没怎么“革”到他的头上,在段祺瑞执政的时候,还当了安福国会参议院的议员。而到了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不肯买李鸿章家族的账,李国杰就面临了大麻烦。
      李国杰1924年当选了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可是他的命不好,在他任董事长之前一年,招商局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亏损,年亏损达一百六十余万。为了开展业务,已向各庄户挪借三百余万,加上上海光复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向轮局借的款项,总数已达一千多万。李国杰和董事会遂以轮局的一部分栈房和市房作抵押,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先借一百五十万两,后来又借了五百万元,以度难关。谁知此事后来竟招来了大麻烦。
      其实轮船招商局这个晚清遗留下来的庞大企业,一直是国民党人的心事,因为油水太大了。该局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当时中国企业的最高月薪,每月500大洋,与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月薪相等(一般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300元)。国民党初坐天下,财经紧张,银根紧缺,从长远计议,总想把招商局弄到手。那时的招商局已经是商股了,是商人们的企业,而且已在商部注册了,国民党公开抢夺总不是回事,只好打出“整顿”的旗号。
      1927年国民党到上海后,逐步对晚清遗老的财产实行没收和监管政策。
      1927年5月,就派张静江清查整顿招商局,后来因为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管,所以又由交通部长王伯群担任监督。李国杰这个董事长就成了王伯群的下属,成了由王伯群任命的监督办公处总办,1928年又成立了总管理处。1929年又宣布招商局从此直属国府,由国府派专员负责整顿。
      与此同时,其他前清遗老们也开始日子难过。1929年9月28日,由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训令上海县,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10月5日,又有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的通告:奉国民政府令,前清故吏盛宣怀侵蚀公币,证据确凿,应将所有遗产一律查封没收。令盛氏后人及与盛氏财产有关之公司、行号、典当等等,据实具报盛氏遗产。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盛家在招商局的“三杆枪”(盛恩颐、盛重颐和盛升颐都吸食鸦片)就没辙了,他们在招商局的位子保不住了。
      对待李家,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对准了李国杰。因为李家的作风不如盛家洋派,主要财产还是安徽老家的土地,房产主要集中在合肥和芜湖。安徽方面已经向李家索要了六十万元军饷。南京和上海的政府大员,自然看不上那些安徽的地皮,对李家在上海的其他人员他们不熟,李国杰目标大,那就抓李国杰好了。
      经王伯群从中周旋,李国杰表示同意由政府监督。谁知他一松口,南京政府就派了个赵铁桥出任总办,到招商局内部真的来“监督”他了,把他晾在一边了。赵任总办之后,有政府作后台,大权独揽,李国杰不得不处处防范、退让,日久便生怨尤,摩擦不断。国杰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有“声明并无中佣,但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的问题。还有在1927年年终,为自支酬劳银五千两私用的事情,把他告上法院(《招商局总管理处控告招商局董事长兼任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刑事诉状》),这下把李国杰惹恼了,下决心报复。
      这个报复不是一般的报复了,竟想动手除掉赵铁桥。时值神秘杀手王亚樵正在上海活动。王亚樵曾多次密谋干掉蒋介石,对暗杀蒋介石的部下亦十分爽快。李国杰通过李次山、关芸农与王亚樵联系上了,给了王一千大洋和一张赵铁桥的照片,于是,赵铁桥于1930年7月24日,在招商局的楼侧(外滩福州路路口)遭了枪击。
      赵铁桥被暗杀后,蒋介石非常震怒,责令宋子文火速查办。他们知道是李国杰干的,但抓不住把柄,但经济上已抓住了把柄,就以经济案件把他暂行拘留。
      然而李国杰倒也不慌不忙,他运动了父亲一代甚至祖父一代的故友旧僚,又拿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办法,用银子去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使案子一拖再拖。最后,连陈孚木自己也保不住了,事情才如水银泻地,无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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