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李鸿章功与罪 |
 |
|
|
一提起李鸿章，有人恨得咬牙切齿，有人则稍有同情之心，而众多史家对其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梁启超称其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曾国藩夸赞他的这名学生“才可大用”。美国人说“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但指其为“卖国贼”“窃国大盗”的人也不在少数。捧他的人也好，骂他的人也罢，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而得出的结论。
我们常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屈指一算，李鸿章登上清帝国的外交舞台已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洋人已经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不平等条约也已签了不少，更为重要的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握有重权，拼命维护着即将崩塌的专制统治。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的登台本身就有些先天不足，因而纵使其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跳出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圈子。
然李鸿章也算是个聪颖之士，早年积极创办洋务，拿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的不少个“第一”。仅凭这一点，他的地位就应比那些顽固子弟高出一截。
在此后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痛感中国国运积弱，难以在世界列强面前挺直腰板说话，他曾说：“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钳制。”他深知洋人是“论势不论理”的，谈判桌上的你来我往终归是要依实力为后盾的。难怪他哀叹：“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他称清王朝为“破屋”，而自嘲己为“裱糊匠”耳。
在这样一个残破情景之下，他鲜明地提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倒也能说得过去，《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说希望失败能“使中国从长夜迷梦中觉醒”。回国后，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