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李鸿章谈到中国近代史 |
 |
|
|
深感隆情，命为转达。盖贵国仰重中国辑睦邦交之意，益于此徵之。用特备文，照会贵大臣，请将我政府欣感之忱，代达贵国政府为盼。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大比国总理外部事务大臣阿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印）
1979年秋，我国由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为团长、由多位部长和专家组成的农业代表团访荷兰。由于荷兰没有新华分社，报道由布鲁塞尔分社主管，经荷方同意，我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报道。那次荷兰由农牧渔业部出面接待，我提早两天到达海牙，部里的有关司局向我分头介绍情况。中午新闻处长陪我在附近饭馆进餐时，说到这次副总理住宿的是当年你们总理大臣住过的旅馆，我想不起来是谁，他说是上世纪的事，那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荷兰和比利时之行，是他整个出访欧美各国的一小部分。根据我以后收集的资料和查阅有关书籍，李鸿章最初是为了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他签订了《马关条约》后，遭到朝野的指责和非议，实际上已经“赋闲”，不过因他长期主管对外事务，在洋人中有相当大的知名度，所以光绪就派他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出访。开始时他还以年老体弱、路途遥远为由，竭力恳辞：“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隔数月，……实疾病颠连之莫保。”但是太后和皇上都不准，还降旨慰勉，他也只好从命。英、法、德、美、荷、比等国得知后，也纷纷发出邀请，于是李鸿章从单纯出使俄国，而扩大为遍访欧美诸国。
据记载，李鸿章一行共45人，1896年3月3日，先从北京到天津，乘海轮到上海。在上海休息后，3月28日乘法国邮船“爱纳斯特·西蒙”号正式启程，经太平洋、印度洋，过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黑海的敖德萨上岸，在海上整整一个月。再乘专列于4月30日到彼得堡。他在俄国停留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13日到达德国的柏林；7月5日到海牙；8日到布鲁塞尔；13日到巴黎，次日作为贵宾参观了法国国庆的阅兵；8月2日乘专轮到英国；8月22日离开英国横渡大西洋，28日到纽约；9月5日到加拿大，又从多伦多乘火车到西海岸的温哥华；然后于9月14日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航轮踏上归途。10月3日回到天津。李鸿章以74岁的古稀之年，历时190天，行程9万余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环球之旅的朝廷重臣。
李鸿章此行可说是大开眼界。他会晤了当时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德国的铁血宰相俾士麦、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法国总统富尔、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等等。不过他更多时间是用于参观访问，包括各种工厂、银行、港口、电报局等。在英国，他先到下议院旁听，又到上议院旁听。在俄国，他参观工业博览会，一连看了三天。在法国，他参观了报社、学校、博物馆。外国记者说他对一切都好奇，特别对机器设备更有兴趣。他在俄国时，有位法国人问他此行目的，他说，除参加加冕盛典外，是为了“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在德国他接受了X光检查（因李鸿章在马关时曾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把X光译为“照骨术”。在参观英国皇家海军以后感慨地说，原来以为他苦心经营的“北洋”，可以“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
这些都表明，李鸿章确实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求知精神也是可贵的。他对世界潮流也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曾认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那些自大、保守又昏庸的满清官僚来说，也算是比较开明的。
（二）
对李鸿章的评价不是孤立的，是涉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思想也很活跃，有不少争论。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好几部有相当水平的著作问世。我作为一个业余的史学爱好者，也读了一些。根据我的理解，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革命史（或者说是一部反抗外国侵略史），还是一部中国人民赶上世界潮流、探索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史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大高潮为主线来展开的。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基本上也是这种观点，不过他不像有的学者对革命运动只是一味歌颂，而是有一定的批判。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帝国主义、满清王朝、北洋军阀都是革命对象，是反动派。李鸿章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出卖民族利益。慈禧、袁世凯不必说了，光绪也不是爱国主义的，是卖国主义的；康梁是保皇派，有迷惑性，更坏；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软弱、妥协、不彻底，只是和-党联合后才有了新局面。——这些都是解放以后传统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论点。
但是这些年来，许多文章都提出了挑战。以太平天国来说，在初期反对满清的反动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一打下南京很快就腐化了，特别是内部的互相残杀更令人发指。韦昌辉在两个多月内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下两万多人（胡绳说，韦可能是受洪秀全指使），洪秀全反过来再杀韦昌辉，这叫什么革命？还叫什么兄弟？太平军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令人震惊的。苏州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据同治年间修订的《苏州府志》记载，1831年所属9县实在人丁是340余万，到1865年竟只有128万，居然减少了2/3！从全国来说，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的150年中，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可是从1850年以后的一二十年内是逐年下降的，到1890年左右才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卡尔·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开始时也曾寄予希望，但到他了解更多的事实后，他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还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使用丑恶万状的破坏……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甚至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种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呵！
当然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但是我不同意说成是“革命高潮”。人们常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两个“革命高潮”要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
90年代初，我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时，看到当地一份刊物登了一篇大陆的学术动态，讲到李一氓同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认为，中国近代史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不是三大革命高潮。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许多近代史中的问题和分歧可以迎刃而解。回北京办离休手续后，我受聘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世界发展研究所。有一次李慎之同志（他是我们的顾问）来我们所，我和他谈起李一氓的发言，他说，叫人帮我找一找。不久他托人带给我从李一氓的文集《存在集》中复印的一篇文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24页）。李慎之在电话中说，李一氓的发言没找到，这是他在1982年的文章，发言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文章虽然比较早，读了还是很有启发的。
李一氓的文章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从近代意义上来讲，是洋务运动才开始的。”洋务运动作为“富国强兵”的目标是失败了，但是，在造船、开矿、铁路、邮电、纺织和机器制造等工业，“依然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微弱基础而存在下来，发挥作用”。由于投资的原因，还涉及借外债问题；由于没有人才就涉及改革学制和派留学生问题。
被认为是洋务运动“三巨头”的是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左宗棠（创办福州船务局、兰州制造局等）和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以及后来的盛宣怀、郭嵩焘、严复（思想家）、王韬（新闻界先驱）等一大批人。“三巨头”中除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被肯定外，李、张历来被认为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这是确实的），所办的洋务是封建的、买办的、卖国的。当然，这些人有历史的局限性，有错误，工作中也有失误。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来开展工作的，外有列强在卡脖子，内有顽固官僚的反对和掣肘，就连民间也有愚昧势力的阻扰，开矿山坏了风水，修铁路挖了祖坟。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还是起步了，这难道不是进步？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是发展实业，也就是经济问题的话，那么，戊戌维新就不单单是“经济改革”问题，而是涉及-（君主立宪、实行新政）、学制（废科举、办学校）、军制（取消绿营、练新军）等等的改革。这要比洋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光绪、康有为、梁启超在当时是代表爱国的而不是卖国的。戊戌维新失败了有各种偶然因素，不过李一氓认为“主要的还是力量对比对变法派不利，反动力量大大超过变法的力量”。
戊戌维新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也感到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存在也不得不改革了。而主持这场改革的是袁世凯。戊戌维新中多数项目开始实施了，特别是把有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废除了（这得罪了全国的读书人，把他们从秀才——举人——进士——做官的“仕途”全毁了，真是如丧考妣，引起强烈反抗。当然，这一点，慈禧也同意的，否则袁世凯也作不了主）。同时，各级学校大量兴办起来，1904年有各级学堂400多所，学生9万人，到1909年，有学堂52348所，学生156万人。还有大批留学生出国，在日本就有1万人。军队也作了改革，废了考“武举”，倡办武备学校，练新军。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除了上海和天津的官商企业有所增加以外，无锡的荣氏兄弟、南通的张謇等一批民族资本家也在这一时期内兴起。广东的华侨资本也很活跃，据《剑桥晚清史》的资料，到1911年，已有600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用机器的工矿企业。铁路建设发展更快，1895年还只有288公里，1911年已近9000公里。各项实业中国人投资总额1.6亿银元，还引进了一批外资，1913年时，有外资厂矿96家，中外合资的40家，在外资厂矿中日本最多计35家，英国为28家。经济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改革没有进行，最重要的所谓“立宪”是假的（只搞了一些机构调整，如成立学部、法部）。工业发展反而加快了农村破产，贫富更为悬殊，官场的腐败也没有触动，各种矛盾都在激化，就引起了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
中国的古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西方的历史学家说，只有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反思跪着的历史。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把他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分析观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鸿章有错误，而且还不少，但是从洋务运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他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应该对他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袁世凯尽管也主持过一些改革，但最后他恢复帝制，是倒退，是个反动分子。不过他有一个孙子袁家骝（二儿子袁克文的儿子）、孙媳妇吴健雄都是杰出的爱国者和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可见不能搞唯成分论）。还有一个人物是杨度，他是真正的“铁杆保皇派”，主张立宪，还拥护袁世凯称帝。可是人是会变的，后来他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周恩来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党，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电视剧《潘汉年》中就有他）。周恩来在晚年有一次谈话中还专门讲到了他。对于近代的历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近几年，对陈独秀、瞿秋白、项英等同志都有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我相信，这个趋势还会发展下去的。
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道路是漫长的、艰难的、曲折的。孙中山逝世前还在讲三民主义，真是共和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中国-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历史的新时代，但是共和国的体制还有待完善和发展。李慎之同志在托人把李一氓的文章带给我的时候，还带来了他自己写的几篇文章。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可以忧心的是：中国刚刚从二十世纪初害怕‘亡国灭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就立即产生了一股虚骄、甚至横霸之气，俨然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这股思潮虽还不能说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因为爱听奉承话是人之常情，因此来势相当猛。”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国经济确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就经济总量来说，还只有美国的1/10，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只有日本的1/40，和香港、台湾相比，也差一大截。有什么可以自满自足的？不过不久前，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我们牢记“两个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看来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