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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对外交涉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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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罗丰禄等。宝海先主张“将中国属邦置之勿论”，李鸿章表示反对。宝海又提出在越南北部“划定界线，中法互相保护 ”，李鸿章认为可以接受，双方很快达成协议。12月底，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代表与宝海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即《李宝协议》。协议共有三条：一、中国将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撤至境内或境边，宝海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法国毫无侵占土地，贬削越南国王治权之意。二、保胜辟为商埠。三、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江中间之地划分界线，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李宝协议》签订后，朝野对李鸿章有不少批评。清政府虽然对协议内容不完全满意，但觉得它毕竟为外交解决争端提供了条件，因此考虑接受它。清政府命令在越南北部的清军酌退若干里，以示和平诚意。
李鸿章与宝海谈判的时间不长，气氛也比较平和，而且与法国后来变本加厉提出的侵略要求相比，《李宝协议》的条款危害也相对小些，因此有人认为，宝海是有和平解决意愿的，只是不久茹费理第二次组阁，撤回宝海，撕毁协议，才导致中法冲突升级。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李宝谈判中的平和气氛是与北圻的紧张形势有关的。1882年4月25日，在越南的法军攻占了河内。清政府对此反应强烈，陆续向境外增派部队，加强防务。加上曾纪泽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法国政府感到中国是不会轻易让步的，如果清军发动进攻，或者清军改扮民军助攻，在北圻的有限的法军一定面临危险。因此法国企图通过李宝谈判“安抚”一下中国人的强烈情绪，以使法军得到喘息和休整的时间——显然，宝海“平和”的背后是他本人及法国政府的缓兵之计。关于这一点，宝海1883年3月16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自供：“当时东京正受到两支中国军队的入侵，而这对于行使安南政府1874年赋予但一直未获批准的权利来说，确实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为严重……这个允诺的第一个效果是使中国的部队撤离东京，退至边境，从而使我们在众多敌人包围而陷于灭顶之灾的河内驻军解脱出来。”[1](p.178)另外，李鸿章1882年12月15日给总理衙门的函中有一段话也能说明问题：“宝使在津，与鸿章往复议论越事，非只一次，彼力求中兵退扎以为和好之证，再请本国派员会议，乃其急切隐情。”[3](p.351)事情很明显，宝海是一个装扮成笑脸的狰狞的殖民主义者。法国资产阶级利用李宝谈判，既拖延了时间，便利了向越南增兵，也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不愿决裂的心态，给自己的冒险扩张政策壮了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资产阶级选出臭名远扬的茹费理，来执行其殖民扩张政策。从本质上看，不是因为茹费理的上台才导致战争，而是法国资产阶级要扩张才选择茹费理。对于这一点，薛福成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当宝海来议之初，未始非秉其政府之意。迨知吾志不在远略，则悔其从前之失计，遂并宝海撤之，以为翻改前议地步。洋人办事之狡狠，往往如此，似尚不在政府之易与不易也。”[3](p.609)法国政府撤回宝海，撕毁李宝协议，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清政府受此欺骗，坐失戎机，已是无法挽回了。
二、李脱谈判
1883年2月，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出任总理。新内阁制定了武力夺取全部越南的计划，于是撤回宝海，撕毁李宝协议，改派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重新谈判。与此同时，法国继续向越南增兵，并发动攻势。清政府对法国撤使毁约感到强烈义愤，对中法争端升级的严重性有所认识。1883年4月14日，上谕命滇、桂前线向境外增派部队，加强防务，5月1日，命令因丧事在籍的李鸿章迅速赴广东筹划战备，所有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均归节制。李鸿章从全局考虑，奏请暂住上海，观察形势，相机再定进止，得到朝廷批准。
1883年6月6日，脱利古到达上海。6月8日，李鸿章与脱利古开始谈判。脱利古宣布其政府声明说：“惟甲戌年已与越南立约，乃越人不守成约，于红江通商一节，招诱土匪，抗违阻挠，致启兵端，日前业已开仗。法国上下已立意尽力用兵，必须办到尽头地步，以保甲戌年所立条约应得之权利名分。将来中国若愿与法国商议边界与通商事宜，法国固所甚愿；若欲稍侵甲戌年约之权利，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在所不恤！”脱利古毫不掩饰，直逼中国对越南宗主权这一关键问题。李鸿章回答：“越南与我云南、广东、广西三省毗连，无论越南为吾属国已数百年，即为邻国，贵国为吾友邦，与越有事，中国宜从旁调停劝解，何必遽开兵端？且法越甲戌之约，本国未尝明认。”脱利古说：“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我国谕令本大臣不得认安南为中国属邦，此事实与中国无涉。”李鸿章答：“越南久为中国属邦，贵国断难勉强中国不认。”[3](p.48)鉴于脱利古的蛮横态度，李鸿章在谈判后报告总理衙门说：“揆度目下情形，脱使无论在沪赴京，所议必难就范，似只有虚与委蛇，相机观变，再筹因应之方。”[3](p.45)
6月17日，李鸿章与脱利古再次谈判。脱利古命其翻译宣读法国外交部电文说：“汝问中国，如欲与法国失和，我已豫备整齐，断不因循退让。如中国派兵明助越南，或暗助，可先说明。如不助越，要取一确实凭据电复。”李鸿章驳斥说：“中国并无愿与法国失和之意，但越为中华属国已数千百年，法不能强我不认。此时法越交兵，中国未必助越，然法不与华妥商办法，无论所办如何，华终不能认。”脱利古竟无理要求：“请速电告国家，明示日后永远不管越事，给我一文书凭据。”李鸿章明确拒绝：“此断不能行之事，我亦无此权柄。”[3](p.50)脱利古又气又急，遂拂袖而去。李鸿章感到事态非常严重，报告总理衙门说：“南北海防，必须及时整备。脱意甚恶，难保不挑唆生衅。”[6](p.38)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使脱利古有些为难，而且他对谈判无法取得进展显得很不耐烦，6月18日致电茹费理：“坏的谋议占优胜了。李鸿章受了我曾经说过的各方的影响，系统地抗拒我们，而且做出一种最傲慢的态度。他昨天对我说，中国不承认，而且不能承认1874年我们与安南订的条约。”脱利古还分析：“北京政府的策略很是明显，它亦并不想加以掩饰；它所要的，是使我们麻烦，使我们厌倦，使我们在安南疲竭，希望后来法国的舆论不耐烦了，——请准许我对你说——转过来反对现在的内阁了。”[5](p.160)
7月1日，双方又进行谈判。脱利古仍然坚持其无理要求，李鸿章予以驳斥。李鸿章告诉脱利古，说自己奉旨将回天津，脱利古可以到北京与总理衙门交涉，或到天津继续谈判。脱利古答称，未接本国指令，不能北上。因对李鸿章北上十分不满，脱利古心怀恶意恫吓说：“吾国陆续调兵前赴北圻已有一万五千人，若即早议定，即勿添调，否则后事难言。”李鸿章并不畏惧，他7月2日报告总理衙门说:“该使语多矫强，此议难望有成。赫德亦言脱使要求无厌，总欲见好该国，鸿章不必与在沪商议。拟俟钧署电复到后，即遵旨起程回津。脱使屡称不赴京津，只可听客所为而已。”[3](p.53～59) 李鸿章不畏脱利古恫吓，把他撇在一边，自己北上赴天津，这使脱利古十分难堪。7月5日，脱利古致电法国外长沙梅拉库，表示出进退两难的处境：“李躲避了，他今天早晨动身赴天津。他的离去可以看作是在中国进行的谈判的破裂。……总理衙门、李鸿章和曾侯三方面通同一气玩弄我们。当我们向李说话时，他要我们去问曾，曾又要我们问李，总理衙门则要我们问曾、李二人。”[5](p.168)
就在李、脱上海谈判期间，法军在越南仍不断发动攻势。7月，越南国王去世，导致政局变动，给了法军可乘之机。8月，法军攻占顺化，25日强迫越南签订《法越新订和约》（即第一次《顺化条约》），将越南置于法国控制之下。第一次《顺化条约》的订立使法国武力占领整个越南的野心迅速膨胀，这使中法间的谈判几乎没有谈成的可能。
9月中旬，脱利古离上海到达天津。9月18日，李鸿章与脱利古会晤。脱利古借法军在越南的攻势要挟说：“惟前在上海与中堂商办，未有成议，致又进攻顺化都城，现已议立新约，以后越南各事，皆应由法人主持，不能擅与各国往来，即与中国亦不能自行来往。”李鸿章对法军攻占顺化，强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强烈不满，表示“越南数千年为中华属国，无论法国如何逼胁立约，中国断不能认。”又说：“你在上海所议，离题太远，中国万不能行。”[3](p.70) 9月21日，再次谈判。脱利古提出，法军在越南进攻刘永福军时，发现一些清兵，因而指责中国暗助越南。李鸿章正言答道：“贵使既说到此，我亦当实告。越为中国藩属，北圻土匪实由中国剿平。今法国恃强称兵，而曰此事与中国无干，中国岂能甘心？……在中国之意，则认定越为属国，必应设法保护，驻兵越境，乃中国应有之权。”脱利古见无空可钻，转移话题别有用心地提出，法国保护越南对中国有利，理由是将来中国与日本交兵，日本不能从越南东京进入中国。此话明显是想以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觊觎威胁中国让步。李鸿章觉得十分可笑，答道：“日本蕞尔小国，安能由东京来犯中国！此真是笑话了！”李鸿章随后明确表示：“法国外托敦睦友谊之虚名，内谋侵占土地之实事。我亦愿保和局，法国如能通融办理，固所甚愿；如必恃强欺凌，中国未能多让也。”[3](p.76～79)由于李鸿章在谈判中始终态度强硬，脱利古无计可施，不久他奉命宣布离华去日，中法谈判破裂。
关于李、脱谈判，法国实际上是用来作为烟幕，掩护它在越南的攻势。这反映了法国想先攻占越南土地，造成事实，再来诱逼中国承认的强盗逻辑。因此脱利古始终态度蛮横、毫无诚意，谈判自然难以成功。中国方面对这一点已经认清，所以一边谈判与敌周旋，一边加紧布置前线防务。在持续的谈判中，李鸿章的态度是积极的、严肃的，其策略基本得当，没有让脱利古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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