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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东方俾斯麦]

    一能及”的显臣。李鸿章看到西洋“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较早地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倡导新政。他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对外搞好与列强的关系,对内自强的主张。他倡导整军,购买并仿造铁甲船、洋炮、洋枪,还提出要培养全新人才、全面发展工商业、节省宫廷冗费等积极的主张。李鸿章虽非西方人所说“中国近代化”起点的洋务运动的首创者,但他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却是清廷百官中无人能及的。以至于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鸿章手握大权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孙中山看到李鸿章思想比较开明,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
      
      “以夷制夷”办外交
      
      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铺就了李鸿章仕途之路,那么,1870年接替曾国藩解决“天津教案”(注1),则把李鸿章推上了清朝外交的大舞台。同是向法国人认错、道歉,曾氏激起民愤,李氏却成功地使法国人撤回了先前的无理要挟。何以如此呢?原来,机遇再一次成全了他:接办“天津教案”时,恰逢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之际,法国代表为自身命运忧心忡忡,对此案就马虎了事。清帝认为他此事办得很好,从此中外一切交涉事项统统交给他去折冲。
      自走上仕途,李鸿章对朝廷忠心耿耿。虽然在许多方面与清廷有分歧,但他引用“中国旧例,人臣无私交,不敢不遵守”之语,来表示自己的矛盾心态。如八国联军占领京津,放肆杀掠,慈禧仓皇西逃。年近八旬的李氏“闻警兼程”,孤身到北京,哀求侵略军勿滥杀无辜。战败后,清朝百官都感到已无抗辩余地,而他为了避免更惨的战祸,频仍奔走于各国公使馆之间,逐条审阅列强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据理力争,直至最终无可奈何地签订和约。
      在经办外务过程中,李鸿章奉行笼络、求和、“以夷制夷”策略。日本吞并琉球,法国入侵越南,英国进犯西藏,沙俄侵略东北,李氏无不以主和派的面目出现。在交涉中,他所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即利用敌国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以尽量减少本国的损失。例如,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注2)签订之前,他在“口岸”免厘及增开口岸两个问题上进行了较多的争辩,使英国没能如愿以偿;1895年,在“三国干涉还辽”(注3)的交涉中,他以3000万两白银为“赎辽费”,迫使日军交还辽东半岛……这使他赢得“东方俾斯麦”的称号。当然,外交只是谋国的手段,决非救国之根本,晚清的中国也不是19世纪的德国。更何况“以夷制夷”只是外交策略之一,使用不当,反被他国利用。例如,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太后旨意,一边倒向沙俄,企图“联俄制倭”,签订了《中俄秘约》(注4),结果引狼入室,尽失东北三省主权,并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及至八国联军侵华,列强协调一致,“以夷制夷”策略从根本上丧失了生存空间,他处处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毫不足怪了。
      
      忍辱负重,死不瞑目
      
      李鸿章认识到大清帝国国力之衰微,在外交上处处示弱会使国家更受欺侮。然而,洋人表面上要求“平等”,实际上-掠地,得寸进尺,根本不可能长期与中国维持“和局”。在他“推诚相见,据理力争”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却在不遗余力地实践着强权-。显然,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充分的认识。
      清朝统治者时而倚重主和派,时而选择主战政策,导致对外政策不能始终如一。而李鸿章在做涉外抉择时,有时犹豫不决,也曾犯过重大错误,导致清军贻误战机,即先仓促应战,后落荒而逃,因此他也常受指责。如甲午战争失败后,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参奏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贻误战机”,在北京的许多大臣也联名指责他,迫使光绪皇帝不得不颁布诏书,剥去其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然而,此时的李鸿章,“卖国”已经有了知名度,待《马关条约》签订之际,日本不愿接受清朝派出的任何其他大员,只想与李氏谈判缔约事宜。而内外交困的大清王朝也已到了离不开李鸿章的地步,使他官复原职,并命其为“大清帝国大皇帝钦差头等大臣”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正是这些不平等条约使李鸿章臭名昭著。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几乎所有重要不平等条约都是他出面谈判或签订的。如,《烟台条约》、《中法和约》、《马关条约》、《中俄秘约》和《辛丑条约》等。俗话说,“弱国无外交”,清朝内政不修,军事落后,是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原因,但李鸿章作为清朝反动统治的代表、这些条约的签约者,其名被永远留在这些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上,因而被人们斥之为卖国贼。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折射出腐败没落的大清王朝对外交往的历史。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毛泽东则认为,李鸿章为清王朝屈辱外交的一个缩影。外国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喜欢他,清朝皇帝倚重他,而在他轰轰烈烈一生的背后,则有悲惨屈辱的一面。作为大清王朝外交重臣,苦于国力有限,在办外交过程中往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展现了弱国外交之艰辛,不仅有时自己身家性命难保,甚至连儿子都得搭上。如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期间,遭日本浪人自由党打手小山丰太郎行刺,身负重伤,险些命丧他乡。随行的儿子李经方继任并代他办理交涉,达成了割台湾给日本的《马关条约》。回国后,李鸿章不愿让儿子再从事这种丧权辱国的不光彩的事宜,举荐其他大员赴台湾办理割让仪式,都被拒绝,最后李经方被任命为从事这一令中华民族深感耻辱的钦差。
      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运动始,以丧权辱国终。1900年签完《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一病不起,两个月后吐血而亡,死前双目炯炯不瞑……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已经摆脱屈辱外交的历史,独立自主地扮演着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李氏九泉之下应该瞑目了吧!▲
      
      注1:因法国天主教堂残虐和迷拐幼儿等行径而引发的教案。
      注2: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19世纪70年代英国为向中国西南边境渗透而制造的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注3:中日甲午战争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的外交交涉。
      注4:俄国为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地区,借口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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