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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袁昶、许景澄谏死想及李鸿章“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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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佥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国家三百年宗社，鼗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灵！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
袁、许二人上疏的主旨是要慈禧太后不可依仗拳民神功向列强宣战，“与各国讲信修睦”，不以天下为戏。上疏中使用了拳匪等侮辱性字眼，但他们从西太后及一些朝臣支持义和团攻教堂、使馆的“千古奇事”中看出了它的结局：必酿成千古之奇灾。由于有违慈禧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的意旨，这份上疏引来杀身之祸是理所当然的，哪怕这两位大臣忠贞爱国。慈禧太后降旨将他们处斩的理由却是：“许、袁二人其罪在声名恶劣，平日输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
袁昶、许景澄同时又死在载漪等权臣之手。他们在慈禧太后将废帝立储时，就与徐用仪、立山、联元三人一起力言其非，意谓不然。反对立载漪之子为皇储，必定为载漪切齿痛恨。在西太后宣抚拳民为义民、不自量力对列强宣战之际，他们又与徐用仪、立山、联元相结，一致反对，四次廷对都在光绪皇帝一边。最后在上疏中明言指斥刚毅等大臣，实则指斥端王，故载漪欲将除之而后快。加之载漪得到原山东巡抚李秉衡派亲信呈交来袁、许二人致上海铁路督办盛宣怀和江督刘坤一两封语极愤痛、诋毁自己及慈禧的信，袁、许二人的死期就到来了：载漪立即让刚毅与李秉衡向慈禧参劾许、袁，慈禧也立即允准捕杀他们。
袁昶、许景澄的诤诤谏言却换来了死罪，折射出晚清的败亡之象，更是慈禧太后无知和愚蠢的纪录。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实际当权者如此滥杀忠臣，决不表明她是什么“女强人”，而只是证明这个半文盲的女人心肠。她横挑边衅向列强宣战，不过是恋权癖使然，以至权令智昏、丧心病狂。尽管她已知“外交团照会”系载漪伪造，但还是害怕许景澄等这些办过洋务的大臣里通外国，勾结洋人逼自己下台。慈禧之所以能“听政”四十年之久，不是她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有一伙依附于她的朝臣疆吏为保护自己的既得权益而要她作傀儡。而戊戌年光绪帝的变法恰恰是要触及这些权益，但“帝党”势力弱小而使变法夭折。
袁、许二臣之死预示了清王朝的死期将至。朝纲失正、紊权乱政本是晚清的不治之症，载漪等权臣则正好利用-的无序并借拳民去剪除政敌。虽然袁、许二臣不是死在拳民之手，可是徐用仪、联元和立三这三位主和或不相信义和团法术的大臣却跟着他们倒大霉。当载漪、刚毅等得知徐用仪殡葬了许、袁二人（因其家人不敢收殓）后，立即派出一伙拳民闯入徐家，将徐用仪及全家人紧紧捆住后乱刀捅死，横尸一地。接着，载漪、刚毅又指使拳民趁机去联元家中捕杀了联元。杀了联元后，载漪亲率一队拳民去收拾立山。因立山在廷议时说义和团神术多不验，载漪便让拳民把立山推拥至拳民设在其家门口的坛前焚表查验。尽管查验时纸灰上升，证明立山不是通洋人的二毛子，但拳民还是不由分说将他捕送至监狱。
载漪、刚毅等残杀徐用仪、联元，抓捕立山，慈禧太后事先并不知晓。然而在载漪等人事后请旨诛杀三人时，昏昏然的慈禧立即以光绪帝名义宣谕将三人典刑。其罪名是：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劂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
袁、许等大臣的死实际牵出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问题。极言之，义和团不过是畸型近代中国社会母体生出的一个怪胎——以祭神坛方式出现的非理性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组织。自中国在甲午年对日战败以后，日本等列强的贪婪掠夺给中国广大民众造成深重的苦难，也理所当然地培育起清廷统治者的仇外心理和感情。1900年义和团迅速兴起遍布中国北部七省，自称天兵天将且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这正好迎合了慈禧的感情需要。这种朝野上下的同心便把忠君爱国与愚昧迷信结合在一起。
从这种历史背景来剖析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清廷大臣与义和团的关系，这是我在《落日无魂——晚清岁月写真》（红旗出版社）一书所采用的视角。我在书中还指出了这样可悲的细节：这五位主和大臣因诤谏而被刑后，竟是洋兵打到北京后才由洋人迫清廷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立山等人的葬事也是洋人来后方能得以办理。
由袁昶、许景澄的谏死而想到发表在《南方周末》（2002年）上有关李鸿章的争论。其实，从李鸿章对慈禧太后的忠心来看，在那“朕即国家”、忠于皇权即忠于国家的时代，他是一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从李鸿章所处的-地位看，加之于他头上的卖国贼云云不过是轻浅之词。甲午败战后的1896年，他为实行清廷“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要策”，出使俄、德、法、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这一密约时，俄外交大臣维特确实许诺俄方将付给他三百万卢布作为抵偿与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费用的特别基金（李鸿章基金）。但中俄密约是针对日本而议订，其内容有：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东、中朝土地，中俄两国水陆军互相援助；为将来俄国转运俄兵和粮食、-，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直达海参崴。但密约同时规定：俄国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平时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但不得借故停留，等等。尽管清总理衙门大臣都认为中俄密约的签订是清国外交的一大成功，李鸿章亦难预料沙俄修铁路的背后隐藏着把中国东北变成-俄罗斯的祸心，但作为弱国使臣，他除了袭用“以夷制夷”的老套路、每每吃亏以外又能有什么高招呢？
再说1895年李鸿章赴日乞和，他也是“据理力争”，但有何用？当日本要求割占中国台湾时，李鸿章无奈中搬出英国牌来打：“贵国倘占台湾，英国将不甘心，奈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却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伊藤还恫吓说：日本在广岛已做好出征准备，渡海船舰前锋所向之地正距天津不远。对于和约，只需要李鸿章说‘允’与‘不允’之明确答复而已！在清陆军连失朝鲜、辽东而无力再战、北洋水师尽为日海军所掳，慈禧太后又不准迁都作持久战而拟赔款割地求和，并且清国的密电码早为日方破译时，李鸿章除了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又能作什么呢？假如清廷早先派出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这两位和谈全权大臣为日本所接受（他们奉命从上海启程抵长崎转赴广岛后，被日方拒绝而灰溜溜的返回），那么卖国贼的帽子就戴在了张、邵二人的头上。显然，李鸿章只是清廷屈辱外交的一个符号。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弱国只有被宰割而没有什么外交。
而1901年李鸿章再次北上为慈禧收拾残局出任全权议和大臣时，更是在国破城陷、联军统帅瓦德西扎营于仪鸾殿、洋人扬言只有议和大臣的住处才是中国地方之际，在慈禧为保自己老命降旨“量中华之物力，结尔国之欢心”之际，他还在乎省用些银两么？洋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办；洋人要多少，他就答应给多少。因之李鸿章再次成了屈辱的符号或签字“代表”。
从其军事与-的劳绩看，李鸿章无疑是晚清王朝的柱石。他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官位显赫。然因他签订马关、辛丑条约，一生事业便扫地无余。尤其马关签约后他当即遭致举国咒骂，乃至今日他仍然是个耻辱的符号。然而国人是否明白，李鸿章两次乞和，全是奉慈禧太后的意旨，李中堂不过是代人受过挨骂者。如果要说卖国，第一要算慈禧。但卖国不过是一个譬喻性字眼。慈禧倘若把中国卖了，她到何地鱼肉百姓去？向日本割台湾、赔巨款，后来又向十一国赔巨款，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这里把卖字用在李鸿章身上似乎不大恰当。准确地说，是慈禧太后无知无能导致了辱国、罪国和祸国。
有哲人说，不管伟大先哲的功和过，还是芸芸众生的是和非，只要一旦过去便成为历史。历史研究是杜绝“如果”的。可是，历史必然性总是以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我在这里不妨还是冒险使用一次“如果”：若是当时操纵实权的是别一个稍为能干、有些头脑的帝王，或者慈禧太后不是那样愚不可及、过于权欲熏心，甲午中日战争也许不致那样一败涂地，战败后也不致被日本割去那么多国土并赔偿它那么多银两；1900年不轻易相信义和团的神功并让他们去进攻洋人的使馆，也许就没有庚子之乱，也不会赔偿入侵中国的十一个国家更多的银两。总的来说，历史研究中的如果虽然是多余的，但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置在整个社会历史过程中来叙述，而不是孤立地来看待，以利之达到对历史的真实理解则是应该的。不论怎么说，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的聪明才智和胆识有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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