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Around the Sino-French war in Qing Government there appears the Peace-advocating Party and the War-advocating Party to French on Vietnam issue. For a long time academia forms a prejudice on Li Hongzhang which treats him separately from the War-advocating Party. They blame Li Hongzhang Who holds Peace-advocating Party attitude while they praise the War-advocating Party .The author think the War-advocating Party and the Peace-advocating Party have the same basic goal of the foreign policy .But the two side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to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ituations at that time. So their foreign policies are different.

Key words：    Sino-French wars      Li Hongzhang       War-advocating Party

    中法双方由越南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有相当影响的战争。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直接地参与了这场战争，战争过程中他对法国的态度主要是主和的。这与主战派的态度相左，于是，双方争论不休。本文拟就依据双方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对其所持的主张作一探讨。

一  战争爆发前双方的主张及其原因

中越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连的、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向外扩张，法国为在亚洲建立所谓的“法兰西东方帝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目的是为了通过越南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与从印度、缅甸逼向中国的英国势力竞争。面对法国侵略越南的严峻形势，大清帝国的官员们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正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引发了一场主战与主和之争。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这点清政府中早就有人意识到了。两广总督左宗棠指出：“北圻尤为滇奥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基础，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1]( P32)曾纪泽指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奥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越之则强敌与我为邻，边境岂能安枕？且法果得越，势必进图滇南，以窥巴蜀，得寸思尺，我之防御愈难。”[2](P267-268)李鸿章则指出：“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咸有我心，而滇、奥三省先失屏蔽。红江为滇、越相共，矿务尤彼族垂涎，将来画疆据守，口舌炎多，边患固无已时也。”[2](P167)此外还有很多官员他们都纷纷上书指出，法国侵略越南给中国带来不利后果。但是在如何对待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上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尤其体现在李鸿章与主战派的分歧上。首先看看主战派的观点。

曾纪泽针对法国对越南的侵略，1880年初，他作为驻法公使向法国外交部长西尼郑重声明越南为中国属邦，抗议法国在越用兵。1881年9月曾纪泽又向法国提出抗议，声明中国不承认1874年的《第二次西贡条约》，但法方不予理会。从而使曾纪泽感到越南“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必须诉诸武力”，他在9月23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建议道：“吾华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有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慑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来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吾华自翻改俄约以后，声威较前日增，似一好机会。”[1] (P257)他的态度是偏向于对法强硬。

同时左宗棠亦认为：“如果法国侵占越南的阴谋得逞，英、俄、日等国必将步其后尘，窥伺我东北、西北、西南边境，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栝糖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1](P421)他主张要解决中国受到的威胁，只有同法国决一死战。光禄寺卿屠守仁指出：“始计所以力护越南者，固为国势强弱全局攸关。争越而得，则英、俄觊觎之志可衰，他国思逞之心可戢，庶自强从今始。”[1](P551)他认为中国通过这一战，不但可以消除边患，而且还能达到自强。

主战派们认为对法不惜一战的原因除了上面论述的外，他们还看到虽中国弱但法国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曾纪泽分析到法国的弱点是：第一，后方不稳。“细察法人实非富裕，又与义、德不和，常怀内顾之忧。”第二是劳师远征，筹集兵饷不易。“越南国以鄙远。古人犹难之，况劳师数万里之外。筹兵筹饷，尤非易易。”[1](P266)基于以上认识，他们认为中国不仅应该战，而且可以战。针对法国的强大，他们主张对敌的战略方针是“坚持持久战”。正如曾纪泽所说：“吾华未必一战遽能胜之也，一战不胜而能复振，则主客劳逸彼此悬殊，相持一载，法必告蔽。” [1] (P266)从主战派这些方针看似乎是合理的。

和主站派的观点不同的是，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虽然他也认识到法国侵略越南的严重性，但却仍慎于战，偏向主和。李鸿章这样做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因为“兵端既开，或致忧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更恐一发难收，竟或兵连祸结之势。”[2](P197)第二，从中法双方力量的对比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2][P45]且“法国自同治十年受德国惩创，上下卧薪尝胆，无日不图报复，正欲借拓地之威，称雄西土。……我以虚声以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似非两全之策”。[2](P157)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李鸿章在战前是力保和局，不轻言战于法，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他的主张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由此可见，李鸿章和主战派由于对中外形势的认识不同，因而主张也迥异，李鸿章对整个局势的看法较主战派悲观，他企图以一定的对外妥协来维持中法和局，给自强运动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但他在谈判中的让步显然会遭到主战派的攻击。御史刘恩溥在奏折中驳斥道：“堂堂中国，诸大臣竟托于持重不敢与之交锋，虽有辞以谢法人，独不耻为土寇（黑旗军）所笑欤？”[3](P105)张佩纶质问道：“（公）何以当国家闲暇之时，亦未有经营交广之策？及今而委过具臣，用百解说，不亦晚乎？夫夷行迹大著，受壁马假虞之欺，虽法全予我以北圻，岂能安守哉？”[1](P360)针对主战派的批评，李鸿章反驳道：“若与法宣战，一时战胜未必力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站而不胜，则日后之要盟弥甚，各国窥伺愈多，其殆误不可言也。”[4](P22)双方争论不休，然而最高决策者却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我们从总署上奏的折中可以看出“论藩属之义，中国即应派兵援救，玉帛干戈，随机因应；而在我既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 [2](P104)针对决策者的举棋不定，李鸿章则指出：“法越新约虽逼胁而成，然越南固自为一国也，其君相既肯允行，各国无议其非者，岂中国所能代为改毁？今若声罪致讨，须为改毁此约，则必自量兵饷力，能驱逐河内、西贡之法人否？”[1](P93)最后，清政府权衡利弊，一方面派兵入越，另一方面又指示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谈判，并于1882年11月签订《李宝协定》，李鸿章试图通过让步来维持中法间的和平，为其自强运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却因茹费理的上台而付之东流，茹费理把中法两国推进了战争的旋涡，李鸿章与主战派的争论也暂告一段落。

二  战争进程中李鸿章与主战派的举措

在李鸿章与脱利古的谈判中，由于脱利古的恃强要挟，使李鸿章相当的气愤，这在他会晤英国公使巴夏礼时我们可以看出，他说：“今十数年来，中原无事，法国乃竟侵北圻，与中国南边三省毗连，实逼如此，中国断难坐视，此今日不得不与法国计较也。” [1](P86)当脱利古的无理要求被驳回后，他见要挟不成于1883年10月离华而去，中法间谈判中断，法国方面为了早日实现其侵略目的，准备使用武力的手段迫使清政府屈服。

李鸿章深知，只有认真备战，打败法军，才能有利于将来谈判时争取主动，当山西失陷后，他于27日上《遵旨妥筹边计折》中分析了战争形势，给清政府打打气，坚定其抗法决心，他指出：“即或劲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让我兵终无遽罢之理”。越乱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顾虑，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斯得理处之法，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悔之渐哉……伏愿朝廷决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2](P257-258)此外，李鸿章还针对津京防线兵力较弱，加派了军队驻守，避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故伎，以解朝廷“毋以法船至津挟和”之顾虑。

就在李鸿章出谋划策的同时，主战派们也积极为战争作准备，左宗棠时任两江总督，为防止侵略者的进犯，认真的部署了长江口的防务。彭玉麟虽年迈体衰，但接到命令后义无返顾地前往广东边海防，主战派还调拨军队、军械和军饷支援前线，前线清军也作了一些准备。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未能阻止法军的进攻，不久北宁被攻破，这件事对李鸿章的打击很大，他本想靠战场上的胜利来争取谈判桌上的胜利，然北宁战败使他对战胜法国更无信心。正如李鸿章在《李福协定》签订后说的：“此次议款之速，是实因桂、滇各军溃败，越事已无可为也。”[1](P14)

战场上的失利，使李鸿章对中国军事实力更加怀疑，萌发了求和思想，他建议朝廷：“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减，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相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2](P106)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接下来的李福谈判中，李鸿章再一次向法国让步，1884年5月11日中法间签订《李福协定》，

这个协定比起《李宝协定》来中国放弃了更多的利益，这在李鸿章后来会晤美国公使杨约翰时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天津简明条约，中国已让到极头的地步，法国已尽占便宜，我为议和大臣知之最悉。” [1](P106)

李鸿章在谈判中的再次让步没有逃脱主战派的攻击，条约签订顿时“异以蜂起，当轴摇惑”，弹劾的折子达47份之多，给事中邓承修奏称：“越南一旦拱手与人，所谓国体者何在？山西，北宁尽归法人，而我不图规复，纵使化疆，无险可扼，滇、奥安能自守？”[2](P333)御史屠守奏称：“夫彼既胁我以和，肆意、要求，何所不至，徒恃空言拒却，终不免多迁就，俯首曲从，殆患话待于将来，损威即在今日。” [2](P344)其实，就当时的形势看，李鸿章这次让步签约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除了北宁失守外；其次，还由于越南政府方面的变化。“越南的阮氏王朝看到清军的失利，对清政府的援助濒于绝望，于是，不单是依赖法国上台的朝臣亲法，就连曾公开抵制孤拔在越南北圻行使行政权的阮文祥、阮说等也改变态度，转而讨好法方。”[5](P168-169)这一点作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知之最清，因而援越的必要性大打折扣；再次，李鸿章处于对中国的财力的考虑，清政府的财政已经陷入危机中，所以李鸿章不顾主战派的弹劾力主和约。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北黎事件”打破了他的和局计划，中法战争转入第二阶段。

“北黎事件”完全是法方造成的，但法国却反诬中国，要求清政府赔款，并不断向清政府施压。此时，国内抗法情绪高涨，清政府最终顶住了法国的压力，拒绝了法国的要求，继后法国方面见就想通过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域内。1884年8月法国舰队进攻台湾，由于刘铭传率部英勇抵抗，法国的计划未能得逞。23日进攻马尾海，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惨败，毅然于26日向法国宣战。而此时的李鸿章对法国的所作所为相当的气愤，他在27日会晤美国公使杨约翰时指出：“其在闽口，乘我与彼正在商议法舟阑入内河，欺我统帅素未知兵，法军预期窃发，此等举动，无异于番海盗行径……我今别无办法，只有与之用兵。”[1](P106)

李鸿章针对战场上日益恶化的形势，力图通过各种途径挽回损失。首先，在外交上，他利用国际公法，奏请总理衙门致电各国遵守中立，同时致电曾纪泽，让在各国舆论面前揭露法国的侵略；其次，利用外国轮船运输漕米，确保北京的粮食供应充足，后来法国不得不把米作为禁运物资，但遭到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增加了法国作战的难度；再次，积极与前线兵将联系，支持他们抗法。最典型的是支持刘铭传在台湾抗法，在刘赴台前李鸿章让他在淮军中抽调各式教练及旧部提督百余人前往，怕他在台湾孤身无援，这些人后来是他能守住台湾的军事骨干。当刘放弃基隆，扼守淡水时，清政府内部对他的弹劾很多，左忠堂斥责李“懦怯株守、坐守台北不图进取，皆机宜之坐失者也”。[6](P45)而李鸿章极力为之辩解，帮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使他未遭到弹劾，当台湾处于困难时候，李鸿章千方百计援救台湾，可以说，刘铭传要是没有李鸿章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守住台湾的。

这时的主战派们面对法国的进攻也毫不示弱，采取了许多的有效措施，争取战场上的主动。首先，他们提出了对法的作战方针。张之洞在1884年8月提出：“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刘为实济”。[2](P514)这一建议被清政府接受制定了“海守陆放”的战略方针，公开表示对刘永福的支持，随后清军在越南战场上对法军展开了一系列的进攻，如围攻宣光；其次，积极的组织援军奔赴越南战场，并向前线清军提供军械和饷银。1884年冬，正当北圻冬线吃紧时，主战派把冯子材幕勇10营出关，广西右江镇总兵王孝棋8营出关支援，并会合苏元春、王德榜等部抗击法军。这些都为镇南关大捷作了准备。正是由于李鸿章与主战派的共同努力，加上前线清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使得法国的侵略企图未能实现，这也是后来签订的和约中没有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正当清政府集中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可恶的日本人在中国的背后捅了一刀。日本趁清政府忙于法战之机，加快侵略朝鲜的步伐，于1884年12月4日制造了“甲申事变”，无疑给清政府增加了战争的压力。正如赫德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能够好好的打上一阵，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7](P140)这次事件严重的动摇了清政府的抗战决心，于是在赫德的斡旋下，中法两国又回到了谈判桌上，1885年4月4日中方代表英国人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司长签订了《停战条约》。这时候的李鸿章是赞同主和的，他认为：“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1](P241)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法战争结束。

三  总结与评价

中法战争以《中法新约》的签订而结束，以上我们分析了李鸿章和主战派在整个战争中的活动，不难看出，他们不管对法的政策如何，都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只不过由于他们双方对中国、法国及整个国际环境的认识不同，出现了对敌政策的差异，具体说来：

主战派，在清政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分析了中法两国存在的利弊，最后得出结论是中国应该战，而且可以战，无疑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清政府的抗战决心。当战争爆发后，主战派将领积极的奔赴前线领导清军抗法，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后来《中法新约》中没有割地、赔款的条款，他们是功不可磨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主战派中的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清流人物，他们对中外形势并不完全了解，其空发议论，有的也给中法战争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主战派也要区别看待。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褒扬。

和主战派相对的李鸿章，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可谓是独树一帜，他对法国的态度总体上是主和的，但也并不完全排斥抗战。当战争爆发后，他照样积极筹划，争取战场上的主动。平心而论，李鸿章对外主和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力主和局主要是立足于：

首先，中国能否在军事上打败法国。对此，主战派是满怀信心，但事实上是如何呢？北宁之战“中方北宁守军共五十四营，共计24000人，而当时法国远征军的总兵力17000人，进攻北宁的大约12000人”，[8] (P160)但不久北宁仍被攻陷。另外，镇南关大捷并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法国在此次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很快改变了越南北圻的力量对比。“在北圻的总兵力增至25000人，加上越南的冲锋兵达37000人，而清军南下追击的只有40多营13000人，加上未赶到的鲍超营也不过25000人”。[5](P183)这样清军又处于劣势。显然，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不可能战胜法国。

其次，中国的经济实力能否长期对法作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出是逐年加大。“除对外战争外，尚有镇压太平天国之战费，江南大营和徽宁防营之用费，东征军费、剿捻军费等有案可稽的数额就达4.2亿两，同时清政府每年的洋务费开支高达2000万两”。[9](P183)可见清政府的财政是相当的困难，无力再打一场持久的战争。这一点李鸿章是非常清楚的，后来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不得不大举外债解决财政危机。

再次，险恶的国际环境使李鸿章不得不慎重对外战争。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共同侵略，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一国有事，诸国构煽”。比如，当中国全力对付法国是，日本人在后面捅了一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俄国也不会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正蠢蠢欲动虎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另外，英、美、德等国也将会借此机会谋取所需，这些都加剧了中国的危机，从这一点出发，李鸿章早收战局无疑是明智的。

第四，国内洋务运动的开展。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还领悟到西方的机器之精、实是非中国所能及，于是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要向西方学习以自强的前提便是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李鸿章试图通过保和局“隐忍徐图，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安见数百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10](P32)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中法战争中他的态度正是他这一“和戎”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

最后，李鸿章为保和局所作的退让也是有条件的。并非是一味的妥协投降，在中法战争中，当法国的无理要求超出了他的底线时，他也不惜两度主战。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的对外力主和议往往陷入军事上的被动挨打，这是不可否认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认为，他的主和态度是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及险恶国际环境综合分析后作出的较为合理的决策，并非是后来有人所说的卖国求荣寻得一时的苟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李鸿章的主和加以否定。

[参考文献]

[1] 中法战争（四）∙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 中法战争（五）∙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3] 转引自黄振南 ∙ 中法交兵前和战之争的元气与发展 ∙  [J]  ∙ 学术论坛1990，（4） 

[4] 李鸿章全集∙电镐（一） ∙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5] 梁巨祥  ∙ 中国近代军事论文集 ∙ [C]  ∙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

[6] 转引自 汤奇学 ∙ 李鸿章与刘铭传的友谊 ∙ [J] ∙ 合肥： 安徽史学，1998（1）

[7]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8] 雷远高 ∙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 ∙ [M] ∙ 北京：-出版社，1988年

[9] 吴申元  ∙ 中国近代经济史  ∙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转引自 王承仁 刘铁君 ∙ 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 ∙ [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