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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作家札米亚京致信斯大林请求被逐出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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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一个被判处极刑的人——这封信的作者——请求您予以减刑。作为一个作家，失去写作的权利对我来说不啻于被判处死刑。
我丝毫不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我知道，我有一个惹人不快的习惯，不会在特定的场合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讲自己认定的实话。特别是我从不隐瞒自己对文学中的卑躬屈膝、奉承讨好和见风使舵现象的态度：这种作法不仅贬低了作家的人格，同样也有失革命的尊严。我是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种让很多人觉得很尖刻、很难堪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成了引发报刊杂志对我发动口诛笔伐的信号。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最终导致了我称之为妖魔化的后果：
批评界将我视为苏联文学界中的魔鬼。既然向魔鬼吐唾沫被认为是行善，于是所有人都尽其所能地来唾弃我。在我出版的每一篇东西中都必定能找出点什么魔鬼般恶毒的阴谋。为此，他们甚至丝毫也不脸红地赐给我预言的天赋。我有一篇童话故事（《上帝》）发表在《年鉴》杂志上，这还是1916年的事。可某位批评家竟然能想方设法从中找出我“对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革命事业的嘲讽”；在我于1920年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埃拉兹姆修土》）中，另一位批评家发现了“一则讲述领袖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变聪明了的讽喻故事”。不论我的任何一篇作品的实际内容如何，只要有我的姓名就足够为它们定罪了。
我的悲剧剧本《阿蒂拉》的厄运对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个悲剧，更何况不久后又爆发了由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和皮利尼亚克的《红木》所引发的著名事件。我被自己昔日的朋友们和各出版社、剧院视为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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