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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去的父亲郁达夫(图)

    王映霞陪伴。1937年春天,郁黎民在春江宾馆前遇到了父亲,“大约是他送王映霞来富阳避难”。从此,郁黎民只能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行踪了。

      郁黎民一直期盼着父亲归来,没想到,等来的却是父亲的噩耗——1945年8月29日,化名赵廉的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诱骗杀害,时年49岁。

      1965年8月29日,郁达夫殉难20周年。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几乎没有声音来缅怀一代文豪郁达夫。幸好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冰心的一篇纪念文章,这让郁黎民“心潮起伏、夜不能寐”,写下了四首五绝律诗,“作为女儿私自对他的纪念”——

      一代文人陨,千秋国士哀。
      
    谁怜身饲虎,万里不归来。

      祖国衰贫甚,颓唐事岂真?
      旌旗弄鬼蜮,慷慨一诗人。

      一门著节烈,惨痛那堪言。
      今日应含笑,繁华灿故园。

      异域埋忠骨,于今二十年。
      缘微怜子女,惆怅望南天。

      随着年龄增长,郁黎民对父亲多了一份理解。她反复阅读了郁达夫的《毁家诗记》和《离乱家诗》,越来越感慨父亲命运的可悲。“可怜的父亲,真是一个‘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孤臣孽子啊!”在一篇回忆文字中,她写道。

      “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郁黎民完全由母亲抚养-,在感情上自然更倾向于母亲孙荃。孙荃1897年出生在富阳县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兰坡,上过私塾,精通旧体诗词。1917年8月30日,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孙荃与郁达夫订婚。旋即郁达夫赴日留学,两人多有鸿雁传书。郁达夫甚至决定给未婚妻改名,并且赠诗曰: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情向来赞赏,有一次回信点评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他还曾试着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寄出发表,几可乱真。郁达夫甚至还要为她出版诗集,“当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众人”。

      1920年7月24日,两人正式结婚。随后的六七年时间,尽管经历了丧子之痛,但夫妻二人的生活充满甜蜜。1922年春,郁达夫要去日本参加毕业考试,离别让两人陡生伤感,于是携手和声填词《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夫妻情深让郁达夫唏嘘不已,一到日本,他就寄来两句诗:“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但好景不长,192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同居,这对孙荃的打击不可想象。“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久别的妻儿,他分外激动。但孙荃不肯原谅,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不过在饮食上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细心烹制。

      半个月过去了,郁达夫要赶回上海,孙荃带着郁天民到渡口送别。回家时,她发现郁达夫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道:“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得逢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想起杨爱就是钱牧斋之妾、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顿时痛哭流涕,不知道是怜还是恨。

      郁黎民觉得母亲起初对父亲有所怨恨,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郁达夫的侄女郁风也提到后来三婶慢慢抛弃了对三叔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文革”期间,郁黎民从湖南逃到母亲身边,母女俩经常彻夜长谈。一次,母亲说起她有一桩未了的心事,就是当时郁达夫的作品还没有整理出版。她对女儿说,等到-清明的那一天,总会有人来从事郁达夫研究,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公正的地位。

      1978年3月29日,孙荃患心力衰竭去世。待郁黎民匆匆赶回浙江老家,母亲已先一日下葬。悲痛中,郁黎民拟就一幅挽联,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

      一生茹苦忆慈亲,最难忘国难家仇,长夜漫漫,心伤杜宇。千里奔丧怜弱女,徒怅望衡云浙水,横空渺渺,目断惊鸿。

      “吉稽殷墟文物远,案翻魏武议论申”

      “文革”期间,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生被打成“反革命”。1975年,全国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怀揣母亲寄来的100元钱,郁黎民只身奔赴北京,为丈夫的平反奔波。

      到了北京,她首先想到找郭沫若。

      郭沫若与郁达夫1914年就在日本相识,且是同班同学。1921年,他们和成仿吾一道发起成立了创造社。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传为文坛佳话,曾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郭沫若就向中央提议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那时,郁黎民斗胆给郭沫若写信,希望能协助安排工作,郭沫若很快回信,告诉她先参加学习班。待学习班毕业,郭沫若帮郁黎民安排了一份会计工作,但郁黎民对此不感兴趣,只好作罢。郭沫若并没有生气,一直与郁黎民保持着通信来往。据郁黎民粗略回忆,郭沫若给她的信有七八封,但大多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在还保留着半封残信,是“文革”结束由学校退回的。

      一到北京,郁黎民就给郭沫若打电话。但当时郭沫若正生病住院,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王廷芳。王廷芳热心地接待了她,许诺会安排地方政府及时解决她反映的问题。

      这一次,郁黎民离郭沫若最近,但苦于郭沫若身体不适,且时局多变,她没有机会同郭沫若见面。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生借用赵朴初诗作的原韵赋诗一首,寄托了两人的哀思:

      下笔漫云若有神,先生爱国见忠心。
      投身北伐识奸宄,负笈东瀛叹陆沉。
      吉稽殷墟文物远,案翻魏武议论申。
      弥留喜诵春光好,四化征途看骏奔。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1985年8月29日,郁达夫殉难4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郁黎民的丈夫邹陔生应邀出席,口占一绝:

      弟兄相见不相识,姐妹含悲各问年。
      今日同叙天伦乐,思亲忆旧各潸然。

      这是郁达夫散落在全国各地的8个子女首度团聚。这些骨肉兄弟曾经杳无联系。当年新加坡沦陷前夕,跟随郁达夫出国的郁飞回到重庆,在报章上看到转载的《寻找爸爸郁达夫》,才知道父亲早就有一家人留在了富春江边。

      郁黎民也没想到她会到湘南的一个小城扎根。1950年她跟随丈夫来到桂阳县,成了一名教师,并以此为终身职业。郁黎民从不以郁达夫女儿自居,初来学校时要填写干部履历表,她写的是“父名文,以卖文为生”。当时桂阳很少有人注意到郁文就是郁达夫,所以她一直不为人们关注。

      1987年,郁黎民退休。现在,她每天坚持看书看报,而且经常动笔写文章。由于年岁已高,她很少出门。让她很欣慰的是,膝下的四个儿女都很孝顺,特别是大儿子邹诚,一直对外祖父很有感情,他所开办的公司就叫深圳市夫迅实业有限公司,这是因为郁达夫和鲁迅是至交,各取两人姓名中的一个字,以表对两位前辈的敬意。

      2006年12月7日,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郁黎民和弟弟妹妹们再度相逢,让他们挂心的是,“父亲的遗骨到底在哪里”。1995年郁正民就写诗呼吁:“历史已去事作古,仍有日人改史书。国仇家恨重勾起,还我父亲郁达夫。”“还我父亲郁达夫”,成了郁家后代共同的心声。

    王国平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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