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陈布雷回忆往事说：“他要我入党，我就加入了国民党；他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愿意做你的私人秘书。由此一诺，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自此，由职业报人转变为宣传官的陈布雷，开始挥起大棒，钳制舆论。

　　“王芸生君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是他同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与《大公报》展开笔战时的言论。原来，该报总编辑王芸生，斥责查封《新民报》的行为，撰文呼吁新闻自由。

　　“这是对你的警告，你还有什么可说？”这是他对某报停刊数日后的威胁。当时，此报违背宣传纪律，不仅揭露河南旱灾真相，还对比衬映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

　　难以想象，这些言论皆出自“横扫大军”（郭沫若语）的陈总编的如椽之笔。最为钟爱的女儿陈琏参加革命离家出走时，留下过这样的话：“时代既然已决定要在我与家庭间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抗拒的。”

　　事实上，这位父亲更是“无法抗拒”自身的悲剧。进入官场的他，一直试图保持淡泊清廉的文人操守。一位记者来家中采访，诧异地对门卫说：“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指陶希圣）公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

　　虽然在个人操守上，陈布雷极力还想保住一个读书人的秉性，但一如侯门早已身不由己：对好友张治中进行监视，为孔祥熙舞弊案作说客。始终深陷矛盾漩涡中的他只能叹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

　　恪守从一而终的陈布雷，把自己比作“出嫁了的女人”。因此，当得知《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辞职做官时，他专门选择记者节去函表示惋惜。

　　这位“军机大臣”明白自己早已油尽灯枯。曾经面颊圆满而被邵飘萍戏称的“面包孩儿”，其时已日渐瘦削干瘪，像个长年吸大烟的老太婆，“身体好像直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

　　后人回忆，1948年前后，陈布雷时常念叨：“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在抗战中被敌机扫射，也还有些价值。倘使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一些可惜。”

　　在那年冬天，他选择了“天下最大之罪恶”的-。不少研究者认为，此举是出于对蒋氏王朝的彻底失望。蒋介石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今天，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遗书中体味他当时走投无路的心境：“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国民党的“忠臣”，也再未能如早年那样直抒胸臆，唯留下一声长叹：“让我安静些吧！”

杨芳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