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统治时期，继续推行唐高祖制定的“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的政策，让道教居首位，儒教（即儒家）居次席，佛教居第三。但与此同时，又根据现实*的需要，特别重视儒家。他说过：梁武帝君臣崇佛，结果是在侯景之乱时，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而听，结果是国破身亡。这最足以引为鉴戒。他强调，我所爱好的，“唯尧、舜、周、孔之道（儒家），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通鉴》）卷192）。

　　贞观时期，唐太宗命以儒家经书为京城国子监和州县学生员的主要学习内容，还征集天下名儒为学官，命大儒颜师古考定《五经》、大儒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把它们作为国学和科举的标准定本，以统一思想。他又立孔子庙，尊称先圣。唐太宗还常临国子监视察，赏赐讲论儒家的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学的官员。在贞观年间的治国实践中，太宗君臣也多引用儒家的《论语》、《礼记》、《周易》、《诗经》、《尚书》、《孟子》、《荀子》等论政，以儒家的仁政、忠孝和礼治等思想作为处理政务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治国方针

　　魏徵在论时政的奏疏中引《诗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名言，希望唐太宗思隋氏以为鉴，察当今的动静；又引《周易》“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等儒家经典，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亲身目睹了隋炀帝身死国灭这段惊心动魄历史教训的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等大臣的建议，处处以隋亡为鉴，施政求“静”，“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这种与民休息、为政以“静”的方针，终于“使民衣食有余”，大获成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怎样做明君

　　兼听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