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1928年5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1936年，-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

　　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

　　1951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1957年11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小平坐在右边。

　　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黄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