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沈阳工商业均具备国际化特征，除了为数众多的日韩企业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开设有银行和企业。国内也有江浙帮、闽粤派、直隶帮等各种商业团伙在此地竞争。沈阳当时也是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朝鲜、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为乐，当时有轨电车在沈阳已常见，而小汽车数量不输于北京。关于坐火车到城外域外旅行的广告，也开始出现在这时间的沈阳报纸上。

　　说到工业，“沈阳的近代城市工业体系可不是日本人造起来的，这种观念一定要纠正。”张志强说。上世纪20年代是沈阳重工业的形成期，当时日本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大连搞“大大连主义”，张氏政权因而在沈阳大力发展重工业:3万多人的东三省兵工厂占地1000亩;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都出现在这里。大量的民族资本家也在此地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发展，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沈阳作家马秋芬说，因为“九一八”之后，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9月16日的沈阳报纸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广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肇新陶瓷常做的广告，它生产的砖瓦和陶瓷是当时东北一带的名牌产品。所有者杜重远是沈阳一直在鼓吹反对日货的民族资本家。作为陶瓷专家的他设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创中国机械制瓷，将日本的“大华”等工厂击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著名演说是“泣血告同胞书”。

　　9月16日的东北，还在忍受着日本军队的频繁演习。“长春日军示威演习，城郊又遭蹂躏”。《北平晨报》报道当日的日军演习用了这样的标题。“东北各地日军，不时演习野操，驻长春之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与独立守备队，分为二组，此前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竟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

　　溥仪的家事与国事

　　9月16日的《北平晨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溥仪家庭风波可望和平了结》。文章说，当天午后2时，双方律师约见，“淑妃(文绣)大势已趋脱离一层”，“承谕：事已至此，只可照脱离协商条件。”

　　家庭危机好像并没有影响在天津静园内的溥仪的日常生活。这一天，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溥仪与一个侍从打了两场网球——溥仪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寄居天津还在静园修建了一个小型高尔夫和网球场，两者当中又尤其热衷网球，“凡有网球名手来天津比赛，他总要前往一观”，溥仪的二妹、三妹以及他的几个随侍都是他的球伴，今天虽然两局分别以4∶6和5∶7输掉了。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算民主，绝不像慈禧那样输棋也要-”，自1979年便开始研究溥仪的吉林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就在一天前，溥仪与文绣各自的代表终于就离婚赡养费达成一致。最初要求15万的文绣做了很大让步，接受了5.5万这个数目，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文绣是在8月25日向溥仪提出离婚的，当天下午，她借口外出看戏散心，得到“恩准”后，文绣、文珊并一贴身太监，乘坐溥仪汽车驰出静园大门，直奔国民饭店，与早已等待在此的三位律师协商起诉离婚之事。当晚的静园上下乱成一团，而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1931年8月26日，这条新闻便不胫而走，“前清废帝家庭之变”的消息占据了当时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与文绣素来不睦的婉容此时坚定地陪伴在溥仪身边，不仅如此，两人还积极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水灾赈灾——溥仪捐赠了一栋楼房，婉容则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和大洋，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京、津、沪的报纸上都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其中《大公报》以“溥浩然(溥仪)夫人捐珍珠赈灾”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于是在1931年的夏天，溥仪因“离婚”和“赈灾”而两度成为媒体主角。在水灾已经成为这两个月中国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捐献者都能够在报纸上得到彰显——9月16日，北平花市大街的张姓医师决定从当日起捐献所有诊金的新闻也上了报纸，和当时“皇帝”的捐献新闻并列

　　这场蔓延中国南方的大水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报纸都已经被闹到疲倦，大水的新闻已经从主角沦为花边，只有《湖北水灾日刊》还在细心地报道当地水灾的一切:三天内，湖北省接到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遣送回来的灾民1184人;荆沙地区灾情严重，“一片汪洋，灾区扩大;高原下湿，共叹沦胥”:叹的是湖北监利一号堤终于在长江大水的冲击下崩溃，“人畜室粮同时飘零”。世界红十字会组织在汉阳觅得义地一大块，为收埋浮棺之处，到9月16日，已经收埋了158具。“汉口街市水渐退，洋车数百又行活动于各主要市区，居民骤观陆地复现，皆甚珍奇，睡落中一大问题为腐烂，指货物与死尸，救济人员现正督促工人清除，平汉车一部已开通，通车一周内可复云。”

　　远在江淮流域的洪水被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和东北联系起来:9月10日，总司令部的宣传处长蒋坚忍，提议将江淮一带的灾民500万应急送东三省屯垦，据说“各方对此案现正郑重讨论中，原因为长江流域人口过挤，送往边疆自属于国家有利，且长江受灾农民，既已将田产一概损失，若由政府给资，运往边疆，更属计之得也”。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到自己的生日，但9月16日这天，婉容收到了荣惠和敬懿两位太妃送的衣料、香皂、手绢、生发油、香水等“千秋贡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赶出故宫时，身边还有光绪、同治留下的4位太妃，彼时送礼的两位都是同治之妻。按照规矩，长辈太妃给“皇后”的贡品要在生日前早早送出。

　　1931年已废除帝制20年，但在遗老遗少们眼中，溥仪仍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清朝宣统皇帝”。文绣的一个哥哥在得知其妹要求与“皇帝”离婚后，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公开信，称“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且不说皇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应耐死忍受”。他痛心疾首地训斥文绣“糊涂、荒谬、大胆妄为、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静园”之外的军阀混战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若干年后，被成功改造成共和国公民的溥仪极其诚恳地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他认为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天津的静园成了溥仪复辟梦想的策源地。

　　1929年，溥仪就搬到了陆宗舆的这所房子，并将原名“乾园”改为“静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溥仪回忆。

　　1931年9月前两月，溥仪正在日本留学的二弟溥杰和妹夫润麒，被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邀请做客。临告别时，对方曾说:“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到来。”之后，为了探听虚实，溥仪曾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9月16日前后，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警卫处长佟济煦被派到奉天。“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溥仪的随侍李国雄后来向王庆祥回忆。

　　佟济煦在奉天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声泪俱下中，佟济煦还把在东北带来的一块土用手帕包着献给溥仪，“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溥仪后来还多次动情地向周围人描述这一场景，“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19日传到天津时，溥仪传下谕旨:“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身边忠诚的“老臣”郑孝胥倒是很老道地提醒他不必太急，他说，“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

　　很难说当时的军阀混战与溥仪的复辟有什么明确的直接联系，但是，混战的局面确实给了溥仪以新的机会。

　　9月16日，阎锡山在通过各家报纸表明他的“心迹”。因为张学良东北军对蒋的支持，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阎锡山被蒋介石要求出国，他在《心迹》中却表明愿意“去西北办实业，不愿出国，俟父病愈，放能离晋。无其它企图，不可相逼太甚”。这天的《华北日报》报道显示:公开表明的心迹是阎手下大将徐永昌根据他的话草拟的通电稿，据说阎不日将自己亲自表明心迹。

　　“张是最瞧不起文人的，他大概从年轻时候就觉得文人不能成事。”采访过张学良的台湾学者郭冠英说，但是，此时的张大约处于人生得意期，并没有制止报纸上连篇颂扬的表示。张学良进入关内，目的是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带走的军队不多，还是给东北防务造成了空虚。

　　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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